一、            英雄诞生

1991年阳春三月的一天，成都市龙泉驿区收到了中央军委办公厅寄来的聂荣臻元帅给董朗的题词：

“董朗烈士永垂不朽！”

红二师师长董朗是成都市龙泉驿区龙泉镇保安村一组出生的人，如今他被桃乡人民引为骄傲和自豪。

成都市龙泉驿区是全国唯一一家被命名为“中国水蜜桃之乡”的地方。

怀着对英烈无限崇敬的心情，在一个初夏的日子，我邀约了董师长家族后裔、现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农机局工作的董万越同志，去瞻仰董朗烈士故居。我俩头顶艳阳，身沐和风，乘坐的一辆三轮车从宽阔、平坦、光洁的工业区干道上驶向董师长的故居处。故居就在干道路旁。

一排坐东北向西南的，已显衰颓的平房瓦房呈现在我们眼前，四周是翠竹环绕。与之相邻的房屋或拆或改建，已不完全是昔日的模样了。从锁着的门缝往里看，里面堆放着一些稻草等杂物。龙泉驿区文化部门曾积极建议将此作为董朗故居加以修缮开发利用，教育后人。据说因为经费等原因一时未能付诸实施。即使面对这衰房颓屋，笔者想到这屋里曾诞生了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心中也油然而生敬意。

董万越同志把他细心保管的董氏族谱抱出翻给我看，上面清楚地写着：

嘉智，世慷次子  光绪甲午年三月十九日辰时董家河王家庙生

配游氏  光绪庚子年九月十三日寅时五贵山生。

 1894年4月24日，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董家河畔一户人家里，又将添丁进口了。

勤劳憨厚的董世慷焦急盼望的孩子终于迎着晨曦“呱呱”坠地了！生活在我们这个有着重男轻女的国度里，董世慷也不能超越。当他看到这刚出生的孩子又是男孩时，心里喜滋滋地。望着床上躺着的刚刚用完全身力气、此刻已安静得如同秋月的妻子王氏，他用粗实的大手一边紧紧握着妻子无力的手，一边又撩开被盖，乐颠颠地仿佛总是看不够似的看着这个块头粗、皮肤黑、眼睛大的小嵬娃，心想这娃长大后在庄稼地里又将是一把好手，心里更添了几分喜悦之情，情不自禁地伸手去摸那嫩绒绒的小脸蛋。许是小家伙被父亲的粗手刺痛了，“哇哇”地哭喊起来，这声音好响好亮！好似在宣告他已经来到人间，又好似在表明他将不会是一个沉默安分的人！

这娃出生的房子屋后有两株大红豆树，绿叶婆娑，掩映着这村居，在那风雨岁月给了房主人不少隐蔽和绿意。

董世慷的柜上散放着捡回的不少红豆。那一颗颗小巧红艳的红豆虽然不会引起董世慷的诗兴，他也背不出“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之类的诗句，但他觉得这豆可爱，就和他眼前这小嵬一样可爱。于是随意拣了两颗，轻轻瓣开奶娃的小手，放进红豆让他捏着。这只不过是高兴和觉得好玩而已。然而，二十余年后，这娃和游氏的恩恩爱爱，新婚不久别妻之后，遥隔千山万水却两情相牵，终于不复再见上一面的眷眷情意，怕是这红豆情种的结果吧！

这娃出生的房子堂屋中有一股泉水，这娃出生的这一年水特别旺。唯物主义者认为这水与人根本无关。可几十年后人们总说董家堂屋那一股泉水与出生了董师长这样的人物有关。如果硬要牵连，应该说这股泉水象征着小董朗会象那股泉水一样，生命力旺盛；他将如同这股泉水汇聚到革命的“洪流”中，猛烈地去冲刷那黑暗的旧世界！

二、求学生涯

董朗出生后，和众多的农家子弟一样，在大地和父母的哺育下，在翠竹、红豆树的隐蔽下，度过了喂蚂蚁、掏鸟窝的童年时代，如今要开始上学了。

古驿龙泉镇就在董朗住家附近。董朗被送到镇边一所私塾发蒙读书。

老师领着董朗和其他孩童一道，在孔子牌位下行跪拜礼后，开始了以读书为主的学习生活。

每天，老师以慢声悠悠的语调教学生读书，学生也一齐跟着唱读。读《三字经》、读《人之初》、读《天生物》……

小董朗读得很认真，有一天，老师悠然停住，把一个外号叫“莽子”的学生叫起来罚站。因为这个叫“莽子”的学生一边读书一边走神，口里的声音渐渐没了，眼睛却越来越专注地盯着屋檐下正在啣羽筑巢的麻雀。

“你看见那个麻雀啣了几匹毛了？”老师厉声问，并将手中的木条在桌上重重一击。这个学生自然是不敢回答，况且他也回答不出究竟啣了几匹。

董朗斜眼看了一下这个同学，觉得他不应该读书走神。他想起了爸爸妈妈经常教他“要好好地读书，将来长大了才能成为有用的人”的话，又埋头温习起来。

“你看人家董嘉智读书多用心！哪像你！”老师余怒未消。

董朗受了老师的表扬，心里自然也是高兴，越发专注。待老师火气消减，重新开始唱读时，董朗发挥了他嗓音宏亮的特点，更大声、准确地读起来，实际上起了领读的作用。

董朗尊敬老师，但老师与正义相比，他更尊重正义。

时令进入夏季后，老师为了防止学生私自下堰塘洗澡，上午放学前，在学生的手和腿上画上红墨水，下午上学后检查，如谁的红墨水颜色褪了，就将面临罚站、挨木条的惩罚。

这天，有三个学生因红墨水褪色照例被罚站，准备接受木条的惩戒。其中一个解释说：

“我们先是帮助一个老婆婆捡草帽，然后才顺便游一下的！”

“住口！还敢狡辨！把手伸出来！”老师发怒道。

正在这关键时刻，董朗站立起来说道：

“老师，我看见他们是先给老婆婆下水捡草帽，然后才洗澡的。我想，要是老婆婆的草帽不落在堰塘，他们就不会下去，也就不会洗澡的。”

老师转过眼来盯着这个他喜欢的孩子。盯了好一会儿，说：“嘉智都这么说，那饶你们这一回。坐下！专心读书！”

描写红字，董朗最喜欢了。他一笔一画地写得点是点、撇是撇、捺是捺，老师在他的习字本上圈的红圈最多。

每当放学后，董朗帮父母做完赶鸡进笼、铡切猪草之类的活儿后，就在菜油灯下朗声阅读或写字。爸爸妈妈忙完活儿后，也坐在他身边，甜甜地听他读书。父亲一边数着他本子上的红圈，一边赞赏说：“嘉智儿真乖，得了这么多红圈圈！”

董朗后来相继考入镇上新学和成都师范读书。读书期间，他不仅博览群书，还结交了一批忧国忧民的学子。他们常常在一起争论天下大事：

“为什么世态炎凉？民不聊生？”

“为什么社会黑暗？贫富不均？”

“为什么帝国主义列强要常常欺负我中华民族？”

……

他们的结论是：都是因为腐败无能的政府和腐朽黑暗的制度。

三、雨城抗争

董朗从成都师范毕业后，经人介绍，到了雅安一所学校任教。

课堂上，董朗不仅教学生文化知识，还给学生讲民族自强，讲要正直做人，要为社会贡献力量。学生们都很喜欢这个身材壮实、声音宏亮的老师。这个老师比起那些弱不禁风、细声细气、斯文兮兮的老师来，更给人一种为人师表的依赖感。

由于董朗自身勤奋好学，学识比一般老师渊博，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深入浅出，善作比喻，并且常常引伸开去，学生听起来不仅上劲，而且从中学到更深刻的道理。

放学后，董朗和几个合得来的男女教师常谈古论今，议论国家大事，说学校教学。他们常常议论到校长。

他们觉得校长在办学经费上做了“手脚”，一些正当开支没能兑现。黑板坑坑洼洼没有及时修补，课桌凳坏了也不及时请人修理，学生有的几个人挤一张桌子，房子漏雨也不解决。这雨城的下雨天又多，使得教室终年潮湿。学生口渴没有开水喝，只有喝冷水。特别是教师的薪俸，定的数目不仅经常不能按时付给，还以各种名目扣除本来就很微薄的薪金。

“我们的薪金本来就少得可怜，校长还要克扣，简直是在鸡脚杆上剐油！”一个男教师愤愤地说。

“就是嘛！硬是阎王不嫌鬼瘦喃！”一个女教师接着说。

“他当校长也该有点民主作风嘛，帐目也该定期公布嘛！没有我们教师未必光他校长就把学校办起了？”

“我们成了他的奴隶了，成了他剥削的对象了！”

“他硬是半夜三更吃桃子按倒粑的捏，当真我们这些‘叫姑姑’ 好欺负嗦？”

“是不是和他讲一讲理啊？”

说到要和校长讲理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刚才热热闹闹的议论场面一下雅静下来。

是啊，和校长讲理，谁去？大家一齐去？总得有一个承头，总得有一个人先开口说话，总不可能大家“一、二、三”喊开始一齐说，即使喊也得先有一个人喊呀！

想到和校长公开讲理，那无异是拉开了斗争的“火线”。张老师想到了靠他薪金供养的老母，王老师想到了幼子嗷嗷待哺，李老师想到了“六腊之战” 时如果校长不聘自己……

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空气象凝固了一样，互相之间仿佛听得见别人的心跳。

“我去找他！”

这如雷的吼声把大家从迷惘的神情中清醒过来。大家齐刷刷地投过钦佩和赞赏的目光，但也都为他担忧，他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怎么会从几百里外的成都市龙泉驿来这里教书？还有，讲理？在这个世道，官官相护，天下乌鸦一般黑，还有他妈的啥理可讲？可是，不讲就出不了这口气哪！

正当此时，校长正好从对屋向这边走来。董朗立即起身迎面走去：

“校长！开学这么久了，我们要求你把学校的经费开支向老师公布一下！”声音宏亮而坚定，不容置疑，又象是命令。

校长感到突然、愕然，惊诧地抬起阴沉的脸，两束阴阴的眼光从眼镜的玻璃层后面射出，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是一校之长！公不公布经费是我的权力！你们教你的书，不必多管闲事！”

“不行！你克扣教师薪俸，是贪污行为，你必须当众承认错误！”

校长气冲冲地走了。

几天后，董朗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上说，如果再跟校长作对，谨防脑壳搬家。

董朗不为所惧。但同事们劝他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世道也无理可讲，还是不再找校长讲什么理了。

董朗愤然离开了雅安的学校。

四、燕尔新婚

董朗从雅安学校出走后，回到龙泉驿董家河畔的老家，种了一段时间地，又经人介绍来到成都任家庭教师。

1920年2月12日，董朗和姨父之女游文彬结了婚。

董朗和他的新婚妻子在成都鼓楼街周家祠堂租房居住。

董朗除了到学生家里教别人的孩子外，还想了弥补生活的办法。

他们租了一部缝纫机，董朗凭着自己智慧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首先自己学会缝纫技术，然后又手把手地教妻子学裁剪缝纫技术。

游文彬学会了缝纫技术后，就替别人或商店做衣服、绑腿等活，挣一些钱来弥补家用。

俩口儿虽然收入微薄，但是省吃俭用，倒也能够勉强度日。董朗的家庭不象当时一般家庭，女人是附属品。他没有大男子主义思想，回家后主动与妻子一道共同做饭、洗衣、搞卫生。

董朗是具有新思想的人，但他对妻子从小就包成了小脚并不嫌弃，反而给予同情，认为这是妇女受压迫的一种象征，从而更加关心体贴妻子，给妻子更多的温馨和体贴。

每当忙完家事，董朗就开始教妻子识字。开始妻子对识字兴趣不大，她说：“我们女人家认了字有啥好大的用处啊！”

董朗说：“用处大着哩。识了字，能看书看报，就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明白很多道理，就可以明明白白地做人，不至于糊糊涂涂地象虫子一样过日子！还有，你学会了这写字，如果我今后离开了你，你就可以给我写信，那时，虽然我们俩没有在一起，哪怕隔上几千里，我们照样可以通过写信互相说话，那该多好啊！”

董朗的这一开导，看似无心，实则有意。他说：“如果我今后离开了你”，实际上是他早就有了的主意，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他果真离开了妻子。

董朗开始教妻子认“人、手、大、小、左、右、上、下”等简单的字，慢慢地又教笔划多的字。边教妻子认还边给妻子讲这些字的意思。

教妻子写字时，董朗让新婚的妻子坐在自己的怀里，教妻子拿笔的姿势，握着她满是柔荑的手，协助她一横一撇一捺地、一笔一笔地写完一个字，丈夫赞美一番，妻子回过头来，向着丈夫不好意思地甜甜一笑。此情此景，在以后的岁月里，董朗和她妻子都时时铭刻在心，永志难忘。

董朗在妻子认识了一定数量的字并在本子上能写后，又教她写信。可是两个人在一起怎么写信呢？董朗说：“你就把我当成已经外出到很远的地方了，然后你就写咋个想我的那种心思……”还未说完，妻子不好意思地把头埋进了丈夫的怀里，说：“我才不好意思写哩！”

董朗和他妻子恩恩爱爱地、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春天和夏天，时令渐渐进入到了冬季。董朗仍然每天外出到别人家庭教书。

一天，正值傍晚时分，董朗从外教书回家走在路上，天上飘着雪花，雪花落在董朗的身上、颈脖上，他不由自主地把衣领紧了紧，匆匆地往家赶去。

回到家里，妻子赶忙迎上来，看见丈夫冷得直打颤，赶忙帮助丈夫拍打身上的雪花，这时，妻子忽然惊奇地发问道：

“唉呀！你的外衣呢？”

董朗对着妻子，做了一个瞪眼扁嘴的可笑动作，然后告诉妻子他的外衣哪里去了……

“刚才我在回家的路上，看见路边蹲着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踡缩在那里，冷得发抖。我看见他太可怜了，就把外衣脱给了他。”

妻子心疼丈夫，更为她的豪爽感动，不仅没有责备丈夫，而且赶忙又去找衣服给丈夫穿上。

五、出走上海

1920年，正是董朗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是董朗青春焕发的时期，也是建功立业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极好时期。

但是，董朗生不逢时。那时的祖国，山河破碎、外敌欺凌，军阀连年混战，特别是四川的军阀为数之多、争斗之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民不聊生的景象深深地刺痛着满怀一腔热血的董朗。

董朗如饥似渴地读新书、看新报，研究新思想、新学说，苦苦地追求人生的意义，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董朗豪爽的性格使他很容易结交朋友。他有几个说话投机、谈吐融洽的好朋友。董朗结交朋友，是有选择标准的。他说，他不愿意和那些怪头怪脑的人打堆。他所谓的怪头怪脑的人，是指那些胸无大志、不学无术、苟且偷生、不三不四的人。

四川成都的茶馆很多，董朗经常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茶馆里聊天。虽然茶馆里的墙壁上写了“莫谈国事”，可是，对这些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热血男儿，这忠告自然会失去劝说的力量。

他们有时也在董朗家里交谈。他们无论在茶馆、在家谈，话题总是离不开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对这不公道的黑暗社会进行无情的鞭笞和批判，深切痛恨腐败的政府、腐朽的制度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经常描绘新世界的灿烂情景。

青年人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人。董朗他们不是只尚空谈的人，他们要付诸行动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窗外的虫鸣声已经停止，静谧的夜中，董朗和他妻子还在被窝里躺靠着、相拥着。董朗终于在这一天夜里把他憋在心好些日子的话说了出来。他是一个有魄力和果断的人，他说话做事从不拖泥带水。可是，今晚这一席话要从他口里说出来，却使他鼓了几天的勇气才说出来。

“文彬，有句话我不得不告诉你了，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一个有志气的男儿，我们不能象一只家雀那样只晓得守着温暖的小家庭。我和几个朋友已经商量定了，我们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我准备把家里分得的四亩田地卖掉作为路费……”

妻子游文彬听了丈夫的一席话，既感惊奇又仿佛是意料中事。她静静地听着，静静地躺靠在丈夫胸前。忽然，董朗的手臂上落下几滴热热的液体。妻子落泪了！董朗心痛地掏出手巾，用他那粗实的大手轻轻地为爱妻揩去泪痕。

是啊，结婚才半年！况且，妻子身体中已经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

妻子平息了自己的感情后，两眼深情地望着丈夫，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生怕他此刻就会离开。她喃喃地说道：“男人的志向，女人不应该阻挡！孩子出生后，我会尽心尽力地哺养他，等你回来！你给这还没出生的孩子取个名吧！”

董朗给他未出生的孩子取了一个“董万任”的名字，意思是孩子长大后要为千万劳苦大众担负起革命的重任。

1920年农历10月27日早晨，董朗怀揣着一颗救国救民的火热的心，和几个好友一道辞别了新婚不久且身怀有孕的妻子游文彬，踏上了征途，准备先到上海然后到法国。从此，董朗踏上了革命征途。

董朗的儿子出生后，家族给他取的名字是“董万烈”，但以后用的一直是未见过面的父亲给他取的“董万任”的名字。

董万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在他母亲含辛茹苦的培育下，读了大学，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革命斗争，成了人民教师和学校领导，于六十年代病逝，此是后话。

董朗在南昌时，曾写信给妻子游文彬，让她带上孩子去那里。可是，当游文彬带着几岁的儿子董万任去到南昌时，董朗的部队已离开南昌。游文彬在一位老人家住了一段时间，被迫返回故乡。妻子未能见到丈夫，儿子未能见到父亲，这也是战争年代给他们带来的遗憾。此亦是后话。

六、走上征途

董朗到了上海后，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爱国斗争运动的影响，正值热血青年的他觉得自己现在应该积极投身于斗争之中，于是他毅然放弃了原先打算到法国求学的念头，决定留在上海。

远离故土的董朗初到上海，举目无亲，居无定所，食无来源，他只有先找事情干起。于是他来到大中华纱厂做工。

纱厂的活是很累的，每一个工人一天在车间里来回走动的距离加起来有好几十里！

纱厂是外资企业，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报酬少，中国工人受到残酷的压迫剥削。

中国工人为了反对剥消压迫，要求减少工作时间和增加工资的罢工抗议风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董朗一进入大中华纱厂，就受到了这种革命风暴的影响，特别是面对帝国主义分子用武力镇压罢工工人的手段，董朗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激起了他的极大愤慨，积极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

散传单、刷标语，董朗总是抢着干，游行时他总是冲在前，集会时他总是积极参加，不会缺席。

他对那些带头组织抗议活动的人十分仰慕，他觉得他们不仅勇敢，而且讲得出那么多道理，他于是总想靠近他们。

董朗的突出表现也引起了别人注意。这时，有人主动靠近他，帮助他，开导他，和他结成了朋友。

原来这些朋友正是共产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考察，共产党终于把这个表现出色的年青人吸纳到自己的部队伍中来了，使董朗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在一间秘密的房间里，他在别人的带领下，举起手，向党宣誓，表示了自己决心将一生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一九二四年四月，大中华纱厂的党组织考虑到董朗有文化，表现出色，为了给党输送优秀人才，决定让他前往广州去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董朗被黄埔军校录取后，被编入军校新兵队接受训练。

同年六月中旬，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董朗被编入军校第一期学生二队。

在黄埔军校期间，董朗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他认真听讲，认真做笔记，不懂的就请教教员，使他很快掌握了不少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

在学习期间，董朗不仅认真学习理论，还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在斗争中锻炼自己。

同年十月，广州发生了商团叛乱。黄埔军校的学员奉命参加了平息商团叛乱的斗争。董朗也参加了此次战斗。这也是董朗平生第一次参加战斗。

董朗虽是初上战场，可他像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战斗中勇敢地冲在前面，与战友们一道，顺利地平息了这一叛乱，经受了血与火的初步考验。

同年十二月，董朗在黄埔军校毕业。他被安排到军校教导团任排长。

七、北伐鏖战

一九二五年二月。

董朗所在的教导团奉命开赴东江，参加东征，展开了向军阀陈烔明的作战。

战斗中，董朗仍然发扬了敢打敢拼的精神。

同年六月初，讨伐陈烔明的战斗结束后，董朗又随军回师广州，参加平定军阀杨希闵和刘震寰叛乱的作战。

当月，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人，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大罢工。

董朗和他的战友们又勇敢地投入了这场反帝斗争，积极支援工人动动。

同年十月，董朗和黄埔军校学员一起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陈烔明的战斗。他在战斗中奋勇当先，受到表扬。

一九二五年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后通称为叶挺独立团）组成。

董朗调到这个团任参谋。

独立团设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董朗为党支部干事会成员、组织干事，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六年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

同年五月一日，独立团奉命作为北伐军先遣队，开赴湖南前线，打响了北伐战争的第一仗。

在这第一仗中，以及紧接着又在汀泗桥、贺胜桥等战斗中，董朗都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协助叶挺等人指挥这些战斗时，也展示了董朗的军事才干，为这些战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同年十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后，独立团扩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叶挺任师长，董朗任该师七十团第一营营长。

同年四月。二十四师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向河南进军。

在北伐途中，在对上蔡、东西洪桥、临颍等主要战役中，董朗率领的七十团和其他两个团紧密配合，英勇杀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胜利。

一九二七年七月。

董朗所在的二十四师开到南昌。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暴发了！

董朗所在的二十四师参加了这次南昌武装起义。

二十四师出色地完成了主攻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重要目标的战斗任务。战斗中，董朗英勇果敢，身先士卒，充分表现出了一员虎将的威风。

八、海陆丰功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参加“八一”南昌武装起义的部队从南昌出发，向广东进军。

南昌起义部队在向广东进军途中，受到了蒋介石命令的盘踞两广的军阀武装倾巢而动的阻截。

同年八月底。起义军围攻南下途中的会昌，董朗率领的七十团担任主攻，由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协助，但由于该师部队里夜行军迷路，未能及时赶来参战，使董朗所在的二十四师承担了更艰巨的战斗任务。二十四师官兵英勇战斗，终于在随后赶到的十一军二十五师以及其他部队的配合下，以少胜多，攻下了会昌城。

九月上旬，部队在汀州整编，董朗升任该师七十团团长。

起义部队攻下会昌城后，转战至普宁流沙。

同年十月三日。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在流沙召集将领会议。会议决定武装人员撤回海陆丰，领导干部送出香港。

此时，部队在流沙乌石又遭到突然出现的敌军截击。前面大部队三千多人到达陆丰后已大部分被敌缴械。董朗指挥后面的部队迅速向前运动，掩护前委机关冲出包围圈。

当部队进行到陆丰东南部时，当时的形势是：前有叛军，后有追兵，西北部有敌人黄绍竑部两千多人的截堵，处于极其险恶的境地。

当此艰险危难之际，董朗充分依靠部队中的党员骨干，积极寻找当地党组织，勇敢地率领部队突破敌军的追堵，经陆丰西北部的大安、新田而上激石溪、朝面山，于同年十月十二日将一千多人带到中峒，为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立下了大功！

董朗所在的部队由于长期征战，极度疲劳，濒于瓦解。加上当时总的形势是濒于溃败之际，不仅部队编制混杂，思想特别混乱，组织也不健全。

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中共东江特委领导下，董朗所在的这支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二师（即红二师）第四团，董朗任团长。

红二 师四团的建立，使东江特委有了第一支自己领导的正规军队。

一九二七年十月底，红二师四团在董朗指挥下，参加了收复海丰、陆丰两县的第三次起义，再次夺取了两县政权。

同年十一月上旬。中共广东省委派彭湃回到海陆丰，领导筹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不久后，陆丰和海丰就先后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

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董朗以红二师四团团长的身份，声如洪钟般地发表了激情洋溢的演说：

“各位代表同志们，我们要晓得过去的政权，都在资产阶级的手里，现在要把他拿到工农兵手里来！回顾资产阶级利用他们的政权，来压迫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他们政权一日存在，我们的痛苦即一日不能解除！所以现在我们应向他们反攻！但是反攻的目的，就是需要实行土地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地主……等。所以我希望工农兵彻底去实行土地革命！”

就在海丰县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根据当时的需要。董朗派出所属的一个营，协同农民军，攻下了久围不克的捷胜城。在进攻捷胜城的战斗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善战的作风、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了省委书记张太雷的高度赞扬！省委还指示东江特委，将四团扩编为红二师，任命董朗为师长，颜昌頣为党代表。红二师官兵为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了肃清陆丰境内的敌人，董朗率领参加了围困陆丰碣石顽敌的战斗。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当地农民武装配合下，董朗率领部队克复了碣石。同日十六日，董朗又率一个营协同农民军围攻河口的地主炮楼，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迫敌投降，成为我军用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攻势取胜的模范战例。

一九二八年一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改编的红四师，在师长叶镛率领下到达海陆丰，与红二师胜利会师，壮大了东江红色武装力量。

东江特委为了发动东江暴动，为此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让董朗率领所属两个团出击紫金、五华等地。

同年一月中旬，红二师在董朗指挥下，攻克了紫金南岭，继而又转战紫金南部和陆丰西北部，打下了许多地主武装据点，扩大了红色区域。

同年二月下旬，国民党桂系军阀集结重兵，向海陆丰苏区“进剿”董朗率红二师与红四师配合，在公平、南岭等地顽强地抗击敌人的进攻。但终因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海陆丰苏维埃政权被迫撤出县城，转战山区。

在形势险要的情况下，红二师、红四师在彭湃、董朗、叶镛等的率领下，继续转战普宁、惠来、潮阳等县。并在惠来之战中击毙了敌团长，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同年四月上旬，为了恢复红色政权，董朗、叶镛又率领红二师、红四师回师海丰，于五月三日进攻海丰县城。此次战斗，曾未取胜，但振奋了东江人民的斗志，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

反攻海丰县城之战失利后，董朗率领红二师余部在陆丰西北部坚持游击斗争。部队官兵在山上不仅住草寮，吃野菜地瓜，生活很艰苦，还要和敌人周旋打仗。在这般艰苦的环境下，董朗总是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鼓舞大家坚持斗争，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同年六月十八日，部队在陆丰八万圩受敌包围。突围战斗中，董朗虽脚部受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抵达安全地带。

同年七月十八日，广东省委为加强东江军事斗争的领导，指示东江特委设立新的军事委员会，指定彭湃、董朗、颜昌頣、黄剑为委员。

由于桂系军阀出动四个师会剿东江苏区，红二师、红四师余部的粮食、弹药和药品越来越缺乏，只得分散到山区掩蔽活动。

后来董朗又遵照省委指示，前往香港。

九、转战湘鄂

一九二九年初，董朗遵奉广东省委指示，离开东江。经香港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同年六月，董朗奉党中央命令，以军委特派员“身份”约经三个月的时间，到达贺龙领导的湘鄂西苏区。

同年九月。为了加强苏区党的领导，湘鄂西前委作了组织调整，董朗担任了前委委员，负责军政训练工作。

一九三0年十一月。湘鄂西特委为了加强对敌斗争的统一指挥，将各县赤色警卫队及赤色教导军等群众武装，合编为江左军和江右军，设立江左和江右两个指挥部。

董朗负责江左指挥部。

不久，董朗奉命赴湘鄂边苏区工作，随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转战湘鄂边各地。

一九三一年三月。红二师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改编后即离开湘鄂苏区向巴东推进，转至巴兴归苏区。

原来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团改编为教导第一师，王炳南任师长，董朗任参谋长，继续留在湘鄂边苏区坚持斗争。

不久后，教导一师改为湘鄂边红军独立团，共千余人，由董朗任团参谋长。

同年五月初。湘鄂边特委成立，董朗任特委委员。

特委领导湘鄂边苏区军民分配土地，发展游击战争，取得一定成绩。

同年七月，敌人先后调集九个团和各县反动民团，妄图摧毁湘鄂边苏区，消灭红军独立团。

同年九月上旬，董朗协助团长王炳南，率领独立团二、三营，阻击敌人的进犯，先后击溃敌人一个营，全歼一个连，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特委等机关安全转移。

此后，独立团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与敌进行周旋。同年十一月下旬。各路敌军遭到打击后相继溃退，湘鄂边军民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夏。由于敌人主动重兵对湘鄂边苏区进行层层包围，湘鄂边特委机关和红军独立团突出重围，于同年九月到达洪湖苏区的江陵，与红三军一部会合。

十、 含冤被害

1932年6月，国民党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对全国各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此时，董朗正从海陆丰转到湘鄂边苏区，他和王炳南率独立团保卫着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苏区。国民党派赵鹤率兵3千余人进攻。董朗和王炳南所率独立团加上县区游击队，总兵力只2千人左右。在这种形势下，湘鄂边特委却坚持执行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的错误方针。

独立团参谋长董朗和团长王炳南、副团长文南甫分别率一、二、三营，从左侧、正面、背面合力向天星寨之强敌进敌。

5个多小时的激战，我军伤亡很重，被迫退守龙潭坪。敌人发起反攻，直朴鹤峰，使鹤峰失守。从此，湘鄂边苏区被敌军层层包围，湘鄂边特委不得不决定撤离湘鄂边苏区。

1932年9月中旬，湘鄂边特委机关和独立团由石门的深溪、兰坪经太平街、子良坪、松兹的刘家坊、西斋到江陵沙岗一带与夏曦领导的中央分局机关会合。

夏曦，是党中央派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的书记。当时，共产党内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推行的是一条左倾路线。

湘鄂西党组织多次接到中央关于进行“肃反”的指示。

夏曦，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指示。

夏曦把当时湘鄂西党内不同的意见争论，无限上纲成是“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是机会主义两面派”，“是对党、对中央分局、对国际路线的进攻。”

夏曦把当时军事上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归结到是军队内部成分不纯，是“改组派”在军队中严重存在的结果。

夏曦在党和军队内部，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肃反”和“清党”。

于是，在党内、军队内部，开展了一场对付自己人的“斗争”。

敌人对付我们同志的那些逼、供、讯手段，如今都统统用来对付自己人！只要被认定“有问题”的人，可以对其任意进行严刑拷打、刑讯逼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纵横株连，罗织罪名……红色的党、红色的军队内部的白色恐怖！

董朗被列入了杀头的名单！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被列入了杀头名单！

湘鄂边独立团政委陈协平被列入了杀头名单！

一批党、政、军的优秀干部被列上了杀头名单！

置董朗于死地的“罪名”是，说他是“改组派”。

1932年11月的一天。愁云密布，山风悲烟。

一位自幼胸怀大志，年青立志报国、新婚别离爱妻、毅然投身革命，为建立巩固海陆丰这个有着“小莫斯科”之称的红色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江北岸江陵沙岗，被自己的人、自己的子弹结束了他那无畏忠耿的生命！年仅38岁矣！

几十年后，人们无不惋惜地说，如果董朗还在，他也许会被授衔大将、上将、甚至元帅，他会担任显赫的军事要职。实在地说，如果他不死，无疑会继续给我军建设贡献他的聪明才智和经验！

贺龙元帅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指出：“错误地执行所谓‘肃反’，而伤害与削弱了自己。这样，给予革命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

十一、  功垂千古

董朗被害距今已有六十余年了！

他虽然含冤被杀，但一个对人类的解放事业作过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时间，会让埋在沙砾中的金子重放光芒，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了！

为了证实董朗的革命生涯，1956年2月17日，贺龙元帅在给资阳县委的复信中回忆到：“董朗系大革命时期的党员，黄埔学生，大革命时期任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后任湘鄂西特委委员、江左军领导人，红四军参谋长等职，于一九三二年牺牲。”

1984年11月，聂荣臻元帅在给简阳县委党史研究室的复信中也回忆到：

“董朗是黄埔军校第一期二队学生，是共产党员，表现很好，很活跃，经常参加政治活动，总的印象很好。毕业后，留校任第三期骑兵队副队长。”

更早的时候，在1946年3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兼管烈士、干部家居的救济、接送工作的刘昂同志，根据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用“刘一清”的化名给董朗之子董万任写信称：

“你父亲之为革命牺牲，是很光荣的事，他为了中国人民的生存而奋斗，而牺牲，与天地共存，日月同辉！”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董朗为革命烈士。

如今，在海陆军“红宫”展览室，陈列着董朗同志的斗争事迹。

紫金县，虽然不是董朗的牺牲之地，但当地人民为了表示对董朗的怀念，也建有董朗烈士的墓碑。

成都市龙泉驿区是有名的桃乡，也是董朗烈士的故居所在地。桃乡人民没有忘记这鲜艳的桃花是烈士的鲜血浇灌。1990年，桃乡人民着手准备为董朗烈士塑像，以寄托故乡人民对他的衷思，教育启迪年青人。

聂荣臻元帅寄来了“董朗烈士永垂不朽”的题词。

桃乡党政召开了为董朗烈士塑像的捐资动员大会，当天即收到捐款6万多元；很快，就筹集到十多万元——

远在天涯海角的海丰县汇来了3千元；

陆丰县汇来5千元；

桃乡出生的绵阳军分区包司令员个人寄来1百元；

董朗之孙董宇凡和董朗之媳石正矩从北京寄来1千元；

桃乡有企业捐资的，有乡镇捐资的，有个人捐资2千元的，有建筑经理愿在修建时捐钢材、水泥价值7千元的，柏合镇小学一个班的同学把拾废品卖的四十多元钱捐了出来，并写了一封表示决心要继承烈士遗志的信……

当得知桃乡人民要为董朗烈士塑像，国家省、市、区都有雕塑专家积极愿为塑像出力！

正在进行开发的桃乡，当时即将成为国家级的工业开发区。当时规划桃乡首府龙泉镇将新建一个上千亩的公园。公园中，还规划有为董朗塑像的地方。

当有着董朗那魁伟身姿、那刚毅面庞的塑像矗立在人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让思绪回到那戎马倥偬、战火纷飞的岁月，看到他骑着高头大马，指挥着红二师将士冲锋陷阵，听到他那洪钟般的声音……

董朗，从桃乡走出去的将军，是桃乡人民的骄傲，不，他岂只是桃乡人民的骄傲！

烈士安息吧，你已经在革命的烈火中得到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