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和“行”是什么关系？千年争论被毛主席《实践论》解决

                           谢小楼

        在中国哲学史上，“知”与“行”的关系，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课题，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都曾在一段历史时期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他们都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知”与“行”的关系问题。

直到1937年7月，毛主席在延安窑洞中，写出了《实践论》。

《实践论》一出，科学地解决了“知”与“行”的关系，一剑断万古，彻底终结了“知”“行”关系的千年争论。

一、知行关系的千年争论

1、程颐：知先行后

宋代以前，对知行关系的讨论并不深入，只强调知行结合，要将知识应用于实践，形成了重行的优良传统。例如，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认为学习知识后要将其应用到实践中去。

宋代以后，理学家开始对知行关系深入探讨，知行之辨成为了理学家非常关心的理论问题。

北宋理学家程颐，首先提出了“知先行后”说。程颐认为，知是行的先导，如果没有知，行就无从谈起。一个人只有先知道你要干什么事，这是知，才能是去干你要干的事，这才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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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熹：知轻行重

朱熹是二程的学生，他在老师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知轻行重”说。

朱熹对知行关系的总看法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在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熹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依赖相互提高的，就像眼睛没有脚就不能行走，脚没有眼睛就看不见路。“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盖明。二者皆不可偏废。”一个人，知与行不可偏废，对事理的认识越深入，那么实践就会越坚定，实践越坚定，对事理的认识就更明晰。

在处理具体的现实的知行关系时，即“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时，朱熹则认为要先知后行，知与行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先后顺序。

在承认知先行后的同时，朱熹强调了行的重要性，他认为仅仅知理而不去实行，那么知也就知也就没有了价值，知也等于无知。“既致知，又须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

3、王阳明：知行合一

到了王阳明，他彻底颠覆“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是心学大师，他主张“心与理一”，“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认为朱熹的学说的弊病，就在于“析心与理而为二”，使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而 “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王阳明认为，人只须到内心去发现、阐明那个原本的“良知”，就足以明白圣人之道，从这个角度讲，知与行在心灵世界的活动中完全可以合而为一。

在王阳明看来，知行没有先后之后，“一念发动处”便是知，而“一念发动处”也是行了。他举例说，一个人看到美丽的颜色，便是知，而由此产生爱美之心，便是行，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王阳明给“知行合一”下了三个定义：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二，“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三、“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知行合一”，是心性修炼的一大法门，但王阳明本人并不只重视心性修炼，也肯在“事上磨炼”，因此他本人也成就了一番事业。然而，阳明后学只重心性修炼，抛弃了重行的传统，导致他们大多成为了无用的废人，明朝灭亡后，有诗讽刺阳明后学：“平时袖手谈性命，临危一死报君王。”国难当头之时，他们没有真本事救国，只能以死报国。

4、王夫之：行先知后

明末清初，王夫之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进行了反思，提出“行先知后”说，即反对了程朱的“知先行后”，又反对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王夫之认为阳明将知行合一合到“心”上，否定了行的客观实践意义，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凸显了知的优先性而忽略了行的重要价值。他提出了行先知从、先行后知、行可兼知、行重于知的命题和判断，突出了行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王夫之又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知行并进而有功”，提倡知行统一。

5、孙中山：知难行易

孙中山先生曾发表达一个《知难行易》的演讲，提出了“知难行易”说。

他说：“天下事唯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此已十数回翻反覆证明，无可疑义矣。”

在那个国难当头的时代，不和乏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但最难的却是找到一条救国之道，因此孙中山先生才会慨叹知难行易。很多人畏难妥协、丧失信心，并不是他们不能行，而恰恰是他们对革命理念理解不深，“信仰不笃”而至“奉行不力”。

孙中山先生认为，“能知必能行”，一个人要是对自己的理念有深刻的认知，就一定能不畏艰难地走下去。

二、毛主席：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千年争论，走到了决定性的时刻，1937年7月，毛主席用一篇《实践论》，终结了这场千年争论。

1、实践决定认识

实践的重要性，也就是行的重要性，历史上的先哲均有强调，王夫之甚至提出了“知先行后”的观点，但他们都不曾像毛主席那样细致深入的分析了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

毛主席总结了四点实践对认识的决定性作用：

第一，认识来源于实践。人类的认识，都来源于人在实践活动中获取的直接经验，虽然我们能从他人、课堂、书本等获得间接经验，但这些间接经验的最初来源都是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直接经验。

认识是怎样从实践中产生的呢？人类在对一事物不断的实践活动中，会产生对这一事物的感觉和印象，这就是认识的第一个阶段——感性认识。感性认识不断积累，产生质变，人脑会对感性归纳、抽象，形成概念，再应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形成认知、理论，这就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虽然性质不同，但不可分离，它们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第二，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人的认识受到实践活动范围的限制，原始人用不到电，也就不会产生对电磁学的认识，而人的实践活动不断扩大与深入，人对世界的认识也就会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实践中获取的认识，需要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不是通过主观判断的，而是要在实践中验证，才能确认是不是正确的。

第四，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2、认识能反作用于实践

实践决定认识，但却不是机械的决定认识，人能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再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正确的认识能指导实践取得成功，而错误的认识会导致实践的失败。

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要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以便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实践。因为感性认识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性认识才能解决本质问题。

3、知与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践决定认识，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的具体条件之中，因此，人的认识也是在一定具体历史条件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的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的相对真理之总合，就是绝对真理。”

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扩展、不断深入的，因此人的认识也要随着实践不断向前发展，适应新的实践活动的需要反映发展了的实践和客观现实。

每一次实践，都有具体的情况，认识只有与实践相统一，才能发挥认识的作用，才能依据具体情况去指导实践。

这就是毛主席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知行观。

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对知行关系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他细致而又科学的分析，既吸引了前人的正确认识，又突破了前人的思维局限，是千年知行关系争论的一次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