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心做神农

      ——访中国人体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实验第一人张绍武 

                         彭雪松

      2021年6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获得无疟疾认证， 这一重大成果来之不易。这一重大成果的得来与为了人民健康，甘做神农的社长张邵武是分不开的。

   说起疟疾，中国有着 3000 多年的苦难 记忆，古代称疟疾为“瘴气”，是由于受制于时代条件曾认为疟 疾由空气传播。早在殷商时代就有疟疾流行的记载，公元前 2700 年前，我国古典医书《黄帝内经·素问》中已有《疟论篇》、《刺 疟篇》较为全面的叙述。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每年报告 3000 万 例疟疾病例。

   毛主席一直十分关注公共卫生事业，早在革命战争时期 时期，根据地卫生基础条件差，又加上敌人“围剿”，以致缺医少 药，疫病流行，生存和发展都十分困难，毛主席产生了开展群众 性卫生防疫运动的思想。     1932 年在闽赣苏区，面对当时严重疫 情，毛主席对时任红军军医处处长的贺诚说：“红军的卫生工作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保持红军的战斗力， 发展革命斗争的胜利极其重要。

    ……

   现在许多人生疮害病，苦于 没有办法来防治。卫生工作人员要向全体红军干部战士宣传卫生 防病知识。发动群众改变生活环境，减少疾病滋生和传播。”

   1944 年 3 月 22 日，毛主席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 现在应该把医药卫生的知识和工作大大推广一下，想办法在每一 个分区训练一些医药人才。……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 发展和普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领导开展全国范围的消灭血吸虫 2病、麻风病、疟疾、鼠疫、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人民战争，取得 疫病防治的历史性成就。旧社会“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 唱歌”的景象，从此一去不复返。然而，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不 是轻松取得的，无数先辈用他们的青春和热血为伟大的事业终身 奋斗。

   2022 年 8 月 8 日下午，我有幸采访了中国人体感染间日 疟原虫多核亚种实验第一人张绍武先生，为我们重温当年抗击疟 疾一线情形。

   彭雪松：“张社长，请您回顾一下当年抗击疟疾的亲身经历。”  

   张绍武： 1967 年由国家科委与总后勤部牵头，组成 “疟 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 5 月 23 日在北京召开 “全国疟疾防 34 治研究协作会议”，即为“523”项目，是当时疟疾防治药物研 究项目。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方向：一是研究药物，二是研究虫种， 即“疟原虫”，我是属于研究疟原虫的。

   我出生在河南开封通许 县东水沃村，1960 年，河南重灾区夏邑县疟疾暴发流行，百分之 九十人都病倒了。1960 年毕业后到一线工作，和同事们到农村挨 家挨户走访、采血、送药、调查，我主要负责用显微镜检查疟原 虫虫种。在观察研究中我发现了一种特异形态的间日疟原虫，这 与中山大学江静波教授等报告的一种特异形态间日疟原虫近似。 

   我于 1963 年与江静波教授取得了联系，1964 年江静波教授派余 锡尧同志到开封与我共同研究这种特异形态的间曰疟原虫，仔细 地观察了大量现症疟疾病人及血片标本，取得了大量的科学数据。1965 年江静波教授等报告了《间日疟原多核亚种》，1965 年 张绍武报告了《河南省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该虫形态特异， 致病凶险，不但可致脑型、黑尿热等凶残症状，并且还可致死。 

    1965 年，领导派我在中山大学学习，在导师江静波教授亲自指导 下，我开始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临床症状及发作周期的研究。初 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更深处探索时，文革爆发，研究中 断。

    1977 年恢复高考，我参加了全国高考，直到 1978 年全国科 学大会后，江静波教授多次写信，在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党委高海 修站长、姚纪元书记的大力支持下，1979 年 2 月我重新来到中 山大学，再次见到江静波教授，我们二人抱头痛哭。江教授说： “绍武，十五年过去了，这项研究还留给我们，我们要加快步伐 呀！” 

   是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天恨不得当作两天、 三天用，把失去的时间重新抢回来。 

   1979 年 2 月，我和中山大学梁东升老师前往广西医学院，进 行了动物模型猴疟转种传代的研究及蚊体内转种传代；4 月赶回 广州与江教授设计方案；6 月，江教授带领中山大学梁东升等几 位老师北上河南开封地区建立了养蚊室、动物室、实验室、培养 室及门诊，开始了间日疟多核亚种研究。经过日夜奋战，精心观察、细致研究，终于完成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在两种蚊体内发 育的研究和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在猕猴体内转种接代的研究，证 明该虫形态的稳定及具有独立的特征。这项研究引起了医学界的 轰动。 

         与此同时，研究难以为继，因为疟原虫在猴体和蚊体是这样， 而在人体如何？为了弄清该疟原虫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需要 做更高级的实验，但是那时没有理想的动物模型，国内也没有叶 猴可供做实验。我琢磨着能不能在人体上做实验？这个念头在头 脑中一闪而过，这在中国是从未开创的先例。在那一刻，大量患 病而死去的乡亲们的情形在我眼前浮现，死了太多人了，我必须 为人民做点什么，为人民的预防医学事业重大问题，我应当像先 烈们一样，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于是我首先提出自身感染疟疾 人体实验。江教授开始极力反对，我说：“这个实验是我们搞的， 为了得到正确的科学实验数据，我愿自我献身。万一出了问题， 我自己负责！”    

    江教授非常生气： “我是不怕负责任的，但法律 不允许我们这样！不要想！”我又说：“实验是我搞的，我不用 别人，而是用我自己，还会有罪吗？如果有罪，为了解除人民的 痛苦，我也心甘情愿去承担。”后来江教授被感动了，他说：“如 果这样的话，那就让我先做第一个试验！”而我是决不会让江教 授冒这个危险，他为国家已经做了很多贡献，年岁已高，在文革 中受到严重迫害，于是我说： “您不行，您千里迢迢来到河南， 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只有我自己来试验。”

   几番争执后，在江 静波、王恒礼、黄建成、梁东升老师等几个人的支持配合下，1979 年 8 月 4 日下午三点三十分，我进入了养蚊室，开始进行了人工 感染实验，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间日疟原虫人体实验。

              疟疾人体实验这个消息传去，全国相关研究人员都知道了。

   按常理自阳性蚊子叮咬后十天左右发病，这是书本上记载的间日 疟原虫的潜伏期，可是几个月过后我还没有发病，让人疑惑是实 验失败了吗？但是我们心中却知道：间日疟原虫长潜伏期的存在 可能被证实。  

   1980 年 6 月 22 日，我准备前往广西南宁购买实验猴子，一 下飞机，就感到全身发冷、发烧、头痛剧烈、全身酸困，但我却 高兴极了，心里想着：“发病了，终于发病了！”随即前往广西 医学院门诊检验室查血，发现了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自 1979 年 8 月 4 日下午三点半感染实验至 1980 年 6 月 22 日发病，潜伏期 长达 323 天，这是中国间疟疾人体实验证实间日疟原虫多核亞种 长潜伏期具体时限。当时也顾不得休息，带病找到了广西医学院 寄生虫学教研室主任龙祖培教授，请求他们支持我在广西医学院 继续从人体到蚊体的感染实验工作。龙教授热情地接待，但是当 时他们的养蚊室还没有能感染疟疾的成蚊，为了我的身体健康着 想，劝我马上服药治疗，但我一再坚持下：“没有成蚊，要等到 有成蚊。不管等多长时间都要等。”1980 年 6 月 26 日上午 9 时， 我们来到广西医学院的寄生虫教研室养蚊室，在龙祖培、许政拱、 叶奕英教授亲自指导下感染了千只大劣按蚊及微小按蚊完成了 实验感染。

   上午约 10 时左右，我已高烧不止昏迷不醒，醒来已 是下午三点了，正躺在广西医学医院急诊室里抢救输液。醒来后 叶奕英教授给我喂水喂饭，许政拱教授送来西瓜，用小刀切成小 块，一块一块喂我，龙祖培教授，芦长山院长亲切地守在身边， 周讲师、胡老师给他送来了面条，此情此景，犹如昨日。 6 月 28 日，我心急如焚地带着一笼感染的蚊子和购买的 10 只猴子离开了南宁。回到郑州便一头扎进实验室里，解剖观察蚊 子的感染情况，详细纪录了该虫在蚊体内发育的周期，直到蚊子 8实验第七天出现子孢子。1980 年 8 月 28 日疟疾复发，为了继续 转种传代，我又一次将手臂伸进养蚊笼里，让千只饥饿的蚊子叮 咬吸血，霎时，一只手臂很快出现大片大片的疱疹，疼痛难忍。 第二次疟疾发作后我昏迷入院，醒来后发现在省人民医院急救， 是由于我自身感染间日疟原虫多核亚种发病后未服根治药，疟疾 复发又引起的昏迷。 1982 年我们将实验结果论文，先后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 《中华传染病杂志》和《英国皇家热带病学及卫生学杂志》等； 1983 年在全国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上我第一个做报告《间 日疟原虫多核亚人体转种传代的研究》；1984 年我与江静波教授 9共同撰写《中国大陆间日疟原虫长潜期的实验研究》，并在加拿 大卡尔加里第 11 届国际热带医学和疟疾会议上由江静波教授第 一个做报告，引起国际大会专家高度评价。我们这项实验在 1981 年获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1982 年获广东省高教部二等 奖。1984 年卫生部郭子恒副部长在全国疟防工作会议上高度赞 扬了我们为中国预防医学事业重大贡献和无私无畏的自我牺牲 精神。

   彭雪松：当前新冠肺炎仍弥漫全球，您是如何看待中医在防治 传染病方面的重大贡献？  

   张绍武：中医在此次新冠肺炎防治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医是 我们中国具有 5000 多年历史的国宝，它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治疗 方法，以前我们中国人防治疾病就靠中医。现代医学跟中医的研 究理论基础和治疗理念还是有差距的，最关键的是中医是实践的 结果。我刚才说过我在文革期间治疗了几百例癌症患者，采用的 就是中医药方法，西医对癌症的化疗、切割等手术对人的身体伤 害很大。我之前搜集了大量的民间药方等中医相关材料，将来要 建一个中医博物馆，用来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中医文化。

   彭雪松：请您对我们当代青年提出寄语和希望。 

   张绍武：我们这代人已经将要过去了，你们年轻人都很好很 优秀，一定要按照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学习和工作，一定要把人民 的事业当最高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人民做出最大的贡献。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一个人如果只是为自己的话，那个路很短。 治疗一个病容易，消灭一种病难，需要动员所有人去做这个事。 特别是现在的冠状病毒，我们要做好预防，要把我们的中医药用 上，这才是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医这是我们的国宝，一定要传 承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