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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辉 蓝田书院经典传颂
近年来，一些媒体把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词出现的频率作为新闻题材，甚至把“改革”至高无上化，并且声称：改革就是动力，改革还是一项永不停止、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这些媒体制造出来的“改革”的舆论导向，已经使“改革”成为迷信和宗教式崇拜。改革不是宗教，也不应该成为宗教。因此，改革不能宗教化。将改革至高无上化、宗教化的人，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并最终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其实，改革仅仅是一种动作，是经济社会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中国的改革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能是企图将社会主义制度瓦解掉的全盘西化和“颜色革命”。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被赋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层性质与内涵，我们的任何改革都必须体现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使命。在此，可以根据改革的使命、内涵和性质，把改革这一特定动作归之于“善政”或者“恶政”，从而，改革可以区分为“正确的改革”和“错误的改革”、“前进的改革”和“倒退的改革”、“爱国的改革”和“卖国的改革”、“利民的改革”和“害民的改革”、“进步的改革”和“反动的改革”等等。 如果改革有“善政”与“恶政”之分，那么，过去四十多年的诸多改革，究竟哪些属于“善政”、哪些属于“恶政”？今后的改革如何成为“善政”而避免“恶政”？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显然比统计和比较哪一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使用“改革”一词频率更高要重要得多。改革究竟属于善政还是恶政？这与改革的口号和决心无关，但与改革的立场、世界观、价值观有关，与改革是否体现“天道”和顺应历史规律有关，与中华五千年来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认识和理解有关，与对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之本质和破坏力的把握和警惕有关，与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和特色有关。 改革需要主体性思维，需要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主体性分析。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主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存在着国内利益主体和国际利益主体的博弈;从国内利益主体角度看，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从纵向角度看，存在着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和社会各阶层不主体利益之间的差异。这是现阶段中国社会与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今天，我们需要高度警惕国际经济金融集团通过里应外合来操纵和绑架中华民族的长期利益;同时，我们还需要警惕国内资本和权力的强势集团主导和操纵国家的整体利益，侵害弱势群体的利益，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失衡。我们需要从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朦胧诗歌般的激情和浪漫中走出来，回归社会经济现实，看清国家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和实现途径，明确改革的主线，树立改革的主线意识;同时，需要看清改革的底线和红线，必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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