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沿着焦裕禄的足迹丨关山苦渡：焦裕禄的炼狱之路

                                  淄博日报 2022-07-25 00:01 发表于山东

        从博山宪兵队的地牢，到抚顺鬼子的煤窑，焦裕禄在家国破碎中历尽劫难。而巷道中的那束微光，一直点燃着他对生的渴望。

关山苦渡：焦裕禄的炼狱之路

□淄博日报/淄博晚报/博览新闻

记者 李可孝 董振霞 刘淼 杨靖 通讯员 焦玉星

直达矿井的铁路，承载着焦裕禄的苦难，也牵引着他的希望。

在焦裕禄苦难而又辉煌的一生当中，煤井，成为他生命里刻骨铭心的一个场景。

1922年8月16日，当焦裕禄降生时，在距他家几十里的矿井中，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正在工友中间播撒革命火种；1938年，日军侵占博山后，他为生活所迫，曾下煤窑谋生，那时，他身边的某个工友可能就是抗日者；1942年，日本宪兵把他抓去坐牢，然后又把他押送到抚顺煤矿做劳工，他亲眼看到在一起的“特殊工人”一批批地倒下。煤井，承接着他的苦难，也成为他倾向革命的道场。

从博山到抚顺，这段九死一生的炼狱之路，成为焦裕禄人生中的至暗时刻。国难当头的凄惨命运，颠覆了他在学堂时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憧憬，并重塑着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残酷认知。

要么抗争，要么死。焦裕禄完成着从理想到现实的残酷蜕变。地狱逃生之后，巷道里那盏油灯的微光，将照耀着他，摸索前行的路。

当年焦裕禄挖媒的井口，历经百年沧桑，掩映在林木茂密的植被中。

房建信老人向记者介绍桃花峪三号井的风洞。

黑山后的煤井

八陡，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坐标。

1869年4月14日，德国人李希霍芬来到博山。他在《中国旅行日记》中描绘的“浓烟冲霄”的产业盛景，就是八陡大小林立的炭窑和煤井。1905年胶济铁路通车，八陡是淄博工矿区最重要的起始站。一列列火车在这里装上煤，驶上博（山）八（陡）铁路专线，经张博支线转胶济铁路，开往青岛港装船出海。

对于当地的博山人来说，下煤窑，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营生之路。

其中，就包括焦裕禄。

那时的煤井，采掘条件极为简陋，下煤窑，都是拿命来换钱，也因此，下井的大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对于从小“念着书、吹着号”长大的富家儿郎焦裕禄来说，这个营生本与他沾不上边的，但当1938年日军侵入博山时，一切发生了逆转。

时逢战乱，焦裕禄从博山县六小毕业后，断了继续求学的路。家里油坊生意难做，债务重压之下，父亲也于1941年绝望离世，殷实的家境由此呈断崖式塌落。

如焦裕禄在干部情况介绍中自述，困境之下，他在家贩过酒，卖过油，“在黑山后下过煤窑”。

焦裕禄所说的“黑山后”，位于北崮山村西行10公里处。据有关史料记载，上世纪二十年代，这片矿区叫博东煤矿，属于悦升煤矿（淄博矿务局西河煤矿的前身），解放后，人们把这片矿区叫做桃花峪煤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资源的枯竭，这片矿区陆续关停，巨大的煤石山也在岁月中风化，掩映在林木茂密的植被中。

7月14日，在当地73岁房建信老人的带领下，记者钻进山顶的树丛中，几堵断壁围出的空地出现在眼前。老人指点着：“这里是桃花峪煤井的3号井，1989年井口封了。80多年前，焦裕禄就是在这里下的井。”

房老曾是一名矿工，也在这里下过井。据他讲，这个井直径有3米，68米深，下到底再拐弯，到处是巷道，八陡、西河这一片地下全通着。连着井口有一条1924年建的西（河）昆（仑）铁路专线，把这里产的煤转运到张博铁路。

在距井口四五十米远的一处斜坡上，有一个砖石构建的洞口，这是3号井的风洞，斜着连着井筒。在现场，记者偶遇当地59岁的村民张永强，据他讲，这个风洞就是他的爷爷张希爱民国时带人修的，“这么大一个煤井，日本人一来，几百银元就强占了去。”

焦裕禄下井的具体情景没有太多资料考证，老辈人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是，焦裕禄在井下负责点油灯。在那些讨生活的日子里，在日本工头的皮鞭下，一位十七八岁的少年，穿行在巷道中，为人们送上点点微光。

同行的博山区委党校党史专家宋杰介绍，1921年至1925年间，“一大”代表王尽美曾三次来到博山搞工运，他主要活动地点是安上沙顶煤矿，也到过黑山后的煤井。抗战爆发后，我党于1937年10月成立淄博矿区工委，全面领导矿区工人的抗日活动。当焦裕禄挑着油灯在巷道中爬行时，他身旁的某个工友或许就是共产党人。那时，尽管他还没有直接参与革命，但在地火燃烧的那些铁血岁月里，革命的种子一定会在某个时间、以某种方式，浸入他的心里，并悄然抽芽。

八陡火车站，百年前的枕木沉淀着岁月的沧桑。

在日军宪兵队旧址，社区书记张大立向记者讲述那段历史。

宪兵队的地牢

与博山火车站相邻的税务街，是最繁华的一条老街。

据民国二十六年《续修博山县志》载，“税课司，金元时设，久裁。今俗犹称设局处为税务司街”。人们嫌句长拗口，称之以“税务街”，乃商业兴隆之地。近现代工业兴起后，这里煤炭公司、窑业公司、玻璃公司招牌林立，悦升煤矿在此处设立的悦升客栈根基至今尚存。

但对于1942年的焦裕禄来说，对这里的记忆却极为血腥：当年6月22日，他被抓到了这里的日军宪兵队。

在税务街社区书记张大立指引下，记者在两排现代化的居民楼之间，找到了一座青砖老建筑。这里就是焦裕禄自述中所说的“西二台街赵家后院”——当年令人恐怖的宪兵队旧址。

沿着一条窄窄的过道，宪兵队地牢的几个窗口半露在长满苔藓的地面上。尽管已披满了岁月的风尘，但那阴森之气仍透过窗棂冷酷逼人。

焦裕禄在自述中用极为详尽的文字描述了这一段地狱般的经历：

入狱当天晚上,鬼子就把他带到一个大楼底下,“已有几十人在被审问拷打,有的被吊在梁上,有的正在被灌凉水,有的正被火油烧。鬼子拿起扁担浑身上下打了我数十下,我一会便头晕眼花晕过去了。”

在地牢里关了十来天，鬼子又把他们集中到李家家庙。那年七月天气尤其热，谁口渴要水喝，就会被鬼子拉出去跪到院内，鬼子端来一大瓷盆水，要他们一口气喝完，喝不完就得挨打，喝完了便被推倒踩踏肚子，哪怕把水吐出来，也要遭一顿毒打。除了这样的折磨，谁说话、打盹都有可能被打死，与焦裕禄一起被关押的有数千人，他们终日遭受鬼子各种毒打、刺刀穿等惨无人道的残害，每天夜里都会有人惨死被抬走。

记忆，如此刻骨铭心。

从当年的6月到12月，焦裕禄在这里关了整整半年。他的母亲踮着小脚，沿着岳阳河到宪兵队去探望他，30里的山路，两天一个来回。作为母亲，她或许不知道儿子因何而被抓，但从焦裕禄描述的6月22日被抓时的一个细节中，我们也许能窥见到什么。鬼子和汉奸“用枪指着我，叫带路找一开铺子的焦念镐。我故意咋咋呼呼，到了焦念镐铺子，人早已跑了”。焦裕禄的倾向和立场，在此刻已有所展露，而他危急时刻表现出来的机智，救了一个乡邻（极有可能是抗日分子）的命，也在后来救了自己的命。

作为党史专家，宋杰对日本宪兵队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研究。他说，当年日本宪兵队占了很大一片地方，周围有大片建筑，现在只剩这个带有地牢的房子了。最近，小区进行旧城改造，街道和社区采纳了宋老师的建议，把这处遗址保留了下来。现在他正收集资料，准备在这里建一个党史研究和红色教育基地。“历史不能被忘却，不仅仅是因为焦裕禄。”

透过已被岁月封存的窗口，仍能感受到宪兵队地牢的阴森逼人。

抚顺矿的劳工

1942年12月初，焦裕禄和一批人被鬼子用汽车拉到胶济路张店车站宪兵队。一个月后，又送到济南日本宪兵队。大冬天，鬼子放水把监牢变成了水牢，里面的人几乎冻死。半月后，他们又被送到济南伪政府救国训练所，检查完身体后，乘火车押送到抚顺大山坑下煤窑。

这是焦裕禄第二次下煤窑，境遇显然比第一次更糟。

根据多方史料记载，他们这些人是作为“特殊工人”被押解到抚顺煤矿挖煤的。“特殊工人”的成份比较复杂，以八路军、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为主，也有游击队、抗日乡村干部和各种地方抗日武装人员，还有一些是被鬼子诬定为嫌疑犯而抓来的普通老百姓。“特殊工人”都是集中管理，居住的房子周围有电网或铁丝网，不准随便出入，上下井有武装人员押送。特殊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个小时，连橡子面都吃不饱，日本监工非打即骂，有病不给医治,死亡率很高。焦裕禄在干部情况介绍中说，“不到一个月，我们附近村被抓去的20人死了17个，只剩我们三人带病下窑并向家里写了信。”

1943年6月，焦裕禄终于从煤矿中逃出。身处那样的绝境，能够逃生简直就是一个奇迹，而他的才智，又在此刻发挥关键作用。

焦裕禄的母亲收到信后，告诉了他的岳母，岳母同村的一位姓郑的邻居恰巧在抚顺煤矿干消防队，机会来了。焦裕禄设法与郑老乡接上了头，并把被子里的棉花掏出来绑在腰上，混进一块下井的消防队员中，逃出生天。后来又在郑老乡的帮助下，于8月从沈阳坐火车辗转回到家乡。

从博山宪兵队的地牢，到抚顺鬼子的煤窑，这段死亡之旅让焦裕禄受尽了磨难，家国破碎，也催动着他源自内心的革命激情。再次踏上博山这方乡土的焦裕禄，何处寻找巷道里的那束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