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当之无愧的“两弹”元勋

    来源: 吴宫楚庙

张爱萍将军称邓稼先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杨振宁评价邓稼先

从来没有因为看一个人的生平传记会让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今天却例外了，这个让我泪流满面的伟大人物就是中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他是为中国核武器事业付出生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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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邓稼先排除万难，如愿以偿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2年后重新踏入北京，邓稼先感觉北京已经焕然一新：往日横行霸道的洋人、兵痞、旧警察、流氓地痞和妓女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街上秩序井然、喜气洋洋、各得其所的人们。

10月，邓稼先被安排到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也就在10月，美国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中国政府不得不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战事吃紧，多次对中国施加“核威慑”，想要迫使中国屈服。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深切感受到了，拥有强大的核武器的美国，已经让我们步入面临核威慑的时代，在面临核威慑的时代里，要生存下去，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应该也必须要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而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的武器，首当其冲的就是核武器。

党中央和毛主席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一项英明的战略决策：中国发展核事业。为此，1958年成立了专门组织领导核工业建设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核工业创建初期，苏联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但中方必须要派出优秀的科技人员来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该选派什么人来负责这项工作呢？选派的这个人必须专业对口，而且有极强的专业和科研能力，名气又不能太大，这才便于和苏联专家打交道；必须是到国外留过学的，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必须政治上让组织放心，觉悟高、品德好，组织观念要很强，但又有很强的灵活性。

在这样的条件框定之后，相关领导人脑子飞速运转，从他们所熟悉的众多优秀科学家身上仔细筛选，最终，候选人是由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副部长中唯一的科学家）推荐，并得到二机部和中科院主要领导人同意而确定下来，这个候选人就是邓稼先。

1958年8月，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挑明了组织上对邓稼先工作上的新安排，令钱三强意外的是，邓稼先竟然非常痛快地答应了，爽快地服从了组织的调动和安排。这件事情不论对邓稼先的事业、家庭还是个人寿命来说，都是一个重大转折。

当天晚上，邓稼先内心思绪翻滚，难以平静，最终还是向妻子大致提及工作上变动的事情，深明大义的妻子郑重告诉邓稼先，她会支持他。第二天，邓稼先以高涨的热情和百倍的信心到二机部报到了，从此，邓稼先的人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也意味着中国的核工业创建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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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原本都指望苏联援助，但现实不久就给了包括邓稼先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浇了一盆冷水：苏联的援助，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1960年，苏联更是直接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

本想依靠苏联的援助发展中国的核工业，结果从苏联那里什么都没能得到，反而耽误了宝贵的两年时间。冰冷的现实告诉二机部的领导和邓稼先等人：今后发展核工业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

于是，一切又回到原点，从头再来。这时的邓稼先担任什么角色呢？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核武器的龙头在二机部，二机部的龙头又在核武器研究院，研究院的龙头又在理论设计部，而邓稼先恰恰就是理论设计部的主任。换言之，邓稼先就是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

中国当时搞核武器，完全没有任何优势和背景。起初，邓稼先只有28个新毕业的大学生，平均年龄不超过23岁，后来虽然又陆续调进一批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把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国内高水平的顶尖科学家充实到这支队伍里面来，但在总体水平和实力上，也还是比不上美国拥有众多像玻尔那种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稍微列举一下，就知道美国当初搞核武器有多大的人才优势：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丹麦物理学家玻尔，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物理学家爱因斯坦，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费米，后来被称为“人类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等等。美国当时几乎囊括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物理学家、科学家。

除了人才，我们国家在工业方面和美国的差距也是巨大的，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才刚刚能生产大卡车，而美国40年代就有很发达的工业，能生产汽车、飞机和军舰。

起初，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等顶尖科学家还没调进研究院，理论设计的主攻方向基本上是靠邓稼先来把握的，可想而知他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晚上回到家里，妻子觉得邓稼先似乎魂不守舍，身体躺在床上，脑子却依旧沉浸在原子理论设计的思维中。

邓稼先的脑子似乎一直都分成两部分在活动，忙于原子理论设计的那一部分永远都是工作着的，放松下来只不过是非常短暂的片刻时光。邓稼先夜以继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效果，邓稼先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这一决策为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工作作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可以称得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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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三个主攻方向，理论部的科研人员就分为三个组，邓稼先全面统领三个组，经常分身参加各组讨论，并给予指导。这期间邓稼先带领大家做的重点工作就是“推公式、搞粗估、求近似值”，还有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做精确的计算。

这种计算是极为枯燥却又极为严苛的，往往他们算完的纸张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放入麻布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一屋子。而邓稼先除了计算，还经常要进行难度极高的粗估。

粗估要有很高的学术水平，物理概念也要极为清晰，这种科研方法并不拘泥于具体数字，而是把各种条件综合起来，从理论上估量出一个数量的幅度，一切工作都必须准确地控制在这个幅度之间。

这种科研方法到底有多厉害？妻子曾问他，你没在计算机上演算，怎么能否定别人的计算结果呢？邓稼先信心满满地告诉妻子：我在这张纸上粗估了一个范围，他们用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就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邓稼先除了引领工作全局，也经常要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去，就拿“推公式”来说，许多年轻人为此绞尽脑汁，有时候甚至到了让人完全绝望的地步，这些年轻人白天推不出来的公式，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就把结果拿出来了。

邓稼先回家后草草吃完饭就上床躺着发呆，眼睛或者盯着天花板或者闭着，脑子却在飞速运转，他可以不用纸笔，在脑中推算公式。那些白天大家没能攻克的难点，就这样被邓稼先给推出来了，接下来他才会鼾声大作，真正进入睡眠状态。

1960年邓稼先和同事们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需要获得制造原子弹中的一个关键参数，这个数值必须精准无误。这个计算的过程有多艰苦浩繁呢？他们每算一遍要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5、6个方程式。大家先后经过9遍计算，最后经过验证，终于肯定了邓稼先他们所得出的数据是精确的。

这种高强度的日夜连轴转对邓稼先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十分疲倦，有一次邓稼先讲完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话音刚落，他竟然站在黑板前睡着了。对邓稼先来说，睡眠是件非常奢侈的事情，这一次他也只能是短暂打个盹而已，马上又要投入到紧张的永不停歇的工作中去。

张爱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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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几乎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份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的工作当中，难免对家人亏欠太多。一次妻子出差，他把晚饭时要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了，等他深夜忙完回家，看到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和衣坐在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让他内心自责无比。

经过邓稼先和同事们拼命工作3个多年头，我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曙光在望的时候，领导及时调进几位顶尖科学家和大批专业人员，由邓稼先给大家做关于第一颗原子弹蓝图的报告。

邓稼先的报告获得了领导和所有科学家的高度肯定，一位物理学家认为，邓稼先的报告已经描绘出原子弹的雏形，也就意味着我国核武器研制进入了决战阶段。这份报告也表明，我们国家的原子弹研制工作没有外国人参与，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和任何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都不一样。

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看到二机部争取在两年后制成原子弹的报告后做出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于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成立了一个以周总理为主任，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一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统一领导这项工作。

这标志着我国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进入了冲刺的阶段，也进入了一个艰难的攻关时期，这也就意味着邓稼先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要考虑的事情更复杂了。领导发现长期高负荷运转导致邓稼先经常愣神，就说以后不允许他再骑自行车了，怕他出事儿，结果真的有一次，邓稼先在骑自行车的时候走神了，连人带车栽进了路旁的水沟里。

除了辛苦和操劳，邓稼先还要面对身体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的威胁，因为制造原子弹过程中有许多事情是非常危险的。

比如，一次要在特种车床上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部件，就是要把纯度极高的放射性极强的部件毛坯切削成要求的形状。不能切多，不能切少，不能有半星火花，不能有丝毫差错。邓稼先必须要站在操作工人身后负责具体指导，工人心里才踏实，所以，工人换班他也不走，站了一天一夜，直到产品完全合格为止。

还比如，原子弹爆炸试验前，要插雷管，这是所有危险工作中最为危险的。操作者小心翼翼，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上，在场的人鸦雀无声。即便是再谨慎，每个人仍然要做好随时献身的心理准备，一旦出了意外，在场所有人都将在顷刻之间化为气体。这个时候，邓稼先往往默不作声站在操作者身后，因为只要有他在，就能稳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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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1964年10月16日下午，在我国新疆罗布泊楼兰古国遗址的试验基地上，由邓稼先签字的原子弹准备就绪。一声巨大的轰鸣后，所有在场的人们都看到了烟云形成的蘑菇状的大火球，顿时欢呼雀跃——我国终于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邓稼先热泪盈眶，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想痛哭一场，他和同事们6年来所付出的一切终于获得了超级回报，这一刻尽管邓稼先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但滚烫的泪水还是夺眶而出。与此同时，基地总指挥张爱萍将军兴奋地向几千里之外守候在电话机旁边的周总理汇报：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苏联人曾说“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内的有些美国人也断定中国人是不可能搞成原子弹的。直到后来美国人捕捉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云尘，并经过测试和分析之后，美国人才信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比美国投在日本广岛的原子弹设计得更加完善，威力也更为巨大。

中国有了原子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民族的精神为之振奋，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都感到扬眉吐气，美籍华人赵浩生教授在国外报刊撰文感叹：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新闻传到海外，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眼中，那菌状爆炸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邓稼先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不久，邓稼先又和他的亲密战友于敏等人投入到对氢弹的研制当中，他们联手提出“邓—于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仅用了2年零8个月的时间，他们又成功研制出了氢弹。

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令世界匪夷所思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试验获得成功，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而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苏联用了4年，中国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他见到了阔别22年的邓稼先。杨振宁问邓稼先，当初寒春（曾以研究生的身份担任著名物理学家费米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研制工作？邓稼先说没有，但答应再去证实一下，再告诉杨振宁。

邓稼先请示了周总理后，赶在杨振宁回美国前夕，托人带了一封信给当时正在参加晚宴的杨振宁，邓稼先在信中答复了杨振宁此前的疑问：“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看了此信，当场激动得泪流满面，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清洗脸上的泪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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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稼先和他的战友们数年的努力之下，中国的核工业创建和核武器研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邓稼先却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连续高负荷运转带来的疲劳，以及夜以继日挖空心思用脑，导致身体受到巨大伤害之外，更致命的则是放射性核辐射对人体带来的不可逆的巨大伤害。

居里夫妇就长期饱受非常奇怪的、难以诊断的疾病的折磨，居里夫人最后死于过度辐射而引起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居里夫人的菜谱保持放射性达50年之久。

邓稼先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天天都要接触放射性物质，受到辐射的严重损伤。一次，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防护的措施根本挡不住新材料强烈的放射性辐射，让邓稼先一下子受到超出常量几百倍的辐射。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但工作必须这样进行下去，邓稼先对此也并不怎么在意。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次核试验突然出现了一次事故。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了地面上。核弹到哪里去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非常揪心，指挥部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去现场寻找，却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

于是，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大家都反对他去，基地现场指挥员陈彬将军甚至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但邓稼先不能不亲自去，他认为碰到这种事情，他不去谁去？要知道，放射性钚仅仅1克就能毒死100万只鸽子，钚的放射性在大自然中要经过24000年才能衰减一半，进入人体后经过200年才能衰减一半。

当即邓稼先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同坐着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滩深处驶去。到了事故发生地区的边缘，邓稼先让车子停下来，他下车却坚决阻止赵敬璞和司机与他同行，他的理由是：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他们没有必要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却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就这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去面对致命的核辐射。最终破碎的弹片被邓稼先找到了，他竟然用双手捧起了这个含有剧毒的、有着强烈放射性的碎弹片。邓稼先回到赵敬璞身边，主动邀请赵敬璞和他合影留念。于是，就留下了那张只见两个全身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人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

以前，邓稼先在工作中从未主动邀请别人合影，而这次却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或许，邓稼先内心已经清楚自己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的辐射伤害，这种伤害对身体造成的摧残是现代医疗也无法挽救和弥补的。

邓稼先住院期间和杨振宁合影（邓稼先嘴角还在渗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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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回到北京的邓稼先住进医院做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邓稼先尿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细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现粉末状，白细胞的功能已经被毁坏，肝脏也受损。医生告诉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急得跺着脚埋怨他，按道理，邓稼先应该先到疗养院去，受到这样大剂量的放射性辐射，疗养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身体还是有很大好处的。可是邓稼先没有去，因为他离不开他的工作，直到他去世之前，他都没有疗养过一天。

1984年年底，邓稼先指挥了我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并获得成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组织指挥并获得成功的核试验。在1986年之前我国进行的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亲自在现场主持的就有15次。

1985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召集邓稼先等人在北京开会，张爱萍见到邓稼先很消瘦，气色也很不好，就亲自给301医院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自己的汽车把邓稼先送去医院。检查结束后，医生不让邓稼先走了，确诊直肠癌并且是中期偏晚，必须立即住院。

从这一天邓稼先住进医院开始，他的生命就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再也没能从医院走出来。邓稼先住了363天，动了3次手术。363天里，他一直疼痛不止，止痛的杜冷丁从每天一针发展到一小时一针，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这个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核工业创建和核武器研制事业的伟大核物理学家，因手术时大出血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这句名言放在邓稼先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中国正是有了许多像邓稼先这样献身国家的伟大科学家，才有了我们今天强大的祖国。

谨以此文献给为祖国核武器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先生！也献给像邓稼先先生一样为祖国富强而做出贡献的千千万万个不平凡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