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一头“雄狮”

卞杏英

时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的宋庆龄，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扩大会议上，被主持会议的著名作家罗曼·罗兰高度赞扬，他说：“你们以为我们卓越的副主席宋庆龄仅仅是一朵香满全球的花朵吗？不！不！她是一头名符其实的力图冲破一切罗网的雄狮。”他精辟概括并生动描绘了宋庆龄历经艰辛，冲破罗网，为实现孙中山遗嘱，为反对侵略、压迫剥削，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反对战争付出的毕生精力，歌颂宋庆龄是东方中国英雄，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刚强女性。

宋庆龄在1936－1937年，中国历史重大转折时期，以她大无畏的勇气与毅力，在国际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冲坚毁锐。

反日的最好方法是加强民族革命力量

华北事变后的中国，日本侵略者直接威胁着它的生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各界爱国人士抗日救国活动方兴未艾。宋庆龄正在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法实现抗日救国。她认为要促进“全国人民，不问政治信仰”，党籍不同的区别，以成立联合战线从事民族解放战争，又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以“求得中国之自由和平等。”只有“加强民族革命力量”。加强民族力量应当组织起来，她与马相柏、沈钧儒、章乃器等民主人士商议并领导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救国会主张举行各党各派的合作抗日会议，“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

促进国民政府抗日，是救国会加强民族力量的重要工作。救国会抓住时机进行大量的宣传活动。两广事件发生后，救国会发出《对时局紧急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抗日，96岁高龄的马相伯呼吁“全息内争，共御外侮”，1936年7月，利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救国会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5人赴南京请愿，召开记者招待会，提出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等要求。10月，救国会在南京，上海分别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同胞》和《为中国外交已到最后关头》的宣言，征求群众签名，以表民意。由于救国会的积极活动，扩大了社会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至1936年底，救国会会员达10万人之众。对此，宋庆龄甚感欣慰，她评价说：“整个领导，亦甚正确”。

然而，国民党政府不能容忍救国会组织的存在，10月28日《日日新闻》报道，蓝衣社研究决定：（1）将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数十名救国会首脑，以对付史量才之手法暗杀。（2）收买抗日救国会内部动摇分子，进行分化。（3）绝对禁止救国会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等公开活动。它预示着救国与卖国、民主与法西斯较量即将发生。11月23日凌晨，当局将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领袖和南京救国会志士孙晓村，曹孟君逮捕，接着查禁大批救国刊物，压迫救国会组织。

面对此状，宋庆龄愤慨万分，立即以救国会执委会的名义发表《为沈钧儒等七人被捕声明》。在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她致书冯玉样，请他迅电蒋介石，要求立即释放章乃器等人，并希望冯玉祥设法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事件，激发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义愤，纷纷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发表宣言，函电、评论、举行集会，联名签署请愿书，要求当局宣判七君子无罪释放等营救七君子活动。

宋庆龄似头猛狮，带头救援七君子运动。她和何香凝等16人发表关于救国入狱活动，联名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在上海对新闻界发表关于救国入狱运动书面谈话。宋庆龄等16人联名具文赴苏州高等法院。其呈文：“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之救国责任。”宋庆龄领导制定《救国入狱运动规约》提出以采取救国无罪为其唯一目的，准备自愿为救国而入狱。他们的具状书送出10天仍杳无音讯，宋庆龄等以身试法，亲赴高等法院要求收押。宋庆龄对高等法院院长说：“我是救国会发起人，也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我与沈先生他们七位在工作上做的是同样事情，在法律上则愿负同样责任，请把我押起来，与沈先生他们七位一样受不自由的处分。”世界上哪有自动要求关押的“政治犯”？只有胸怀坦然，敢于斗争的勇士，才有如此大胆行为，宋庆龄刚正不阿，勇往直前，似一头猛狮戳破国民政府的高等监狱。首席监察官和法院院长被驳得理屈词穷，无法招架，同时，宋庆龄致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电，再次表示“庆龄等愿牺牲个人全部之自由，以明沈等之忠诚”。特函电奉告，讨还公道。宋庆龄等人的行动使当局非常被动，同时也教育人民，在更大范围内展开救国、爱国运动。

抗日救国与保卫世界和平

宋庆龄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又是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她主张建立国际反侵略的阵线，将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起来。早在1933年在上海筹备远东会议时，她代表中国发表声明，并出席会议。1935年她向美国朋友呼吁“不让一枝美国枪和一分美国钱用于帮助南京政府及其走狗粉碎中国广大群众的合法愿望”。由于她的努力和声望，担任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

1936年9月1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援助西班牙共和，反对佛朗哥的斗争，声援各国反法西斯群众运动诸问题。理应宋庆龄出席会议，但因迫于她的处境险峻，在她旧居上海莫利哀路29号周围，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不得自由行动，无法出国，她得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请钱俊瑞（时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党组书记）代她出席这次会议。为此，宋庆龄先后两次找钱俊瑞谈话，交代任务。据钱俊瑞回忆，第一次谈话，在场有胡愈之参加，谈得简单。第二次，她把专程来华请她去巴黎开会的美国反法西斯战士达德教授介绍给钱俊瑞。宋庆龄阐明会议目的，主动联系中国实际。她说：“我们中国呢，还有一个卖国独裁的法西斯”，这个法西斯我们应不应该反对？钱俊瑞和达德异口同声说，当然要反对。宋说：对，你们说得对，当然要反对，而且要反对到底。这次钱俊瑞去出席会议，就要代表我把这层意思讲透，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不但要反对希特勒，反对墨索里尼，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是凶恶的侵略者，压迫者，还要反对卑鄙残暴的蒋介石法西斯主义。她指出，对于东方这两个法西斯主义，欧美各国人民还不很清楚，因此要让他们知道。宋庆龄为帮助达德了解中国，同时扩大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影响，特地请钱俊瑞设法找一份“八一宣言”翻译稿讲给他听，让达德也懂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可以在会上宣传。

宋庆龄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宣传中国抗日救国斗争，不失任何时机呼吁各国对中国人民的道义和物质的援助。

为国共停战抗日牵线

中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关系破裂已近10多年，共产党作出多种努力，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蒋介石在华北事变后，企图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已被打破，南京政府已不能容忍日本侵略者的逼进，迫使它不得不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

南京政府主要通过3条途径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第一条通过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沟通关系；第二条派曾养甫与中共周小舟等联系；第三条是蒋介石要宋子文负责国共谈判全盘工作，宋子文通过其二姐宋庆龄来牵线搭桥。

宋庆龄非常赞成中共八一宣言，又根据局势的发展变化，认为国共两党中断关系影响民族解放，应当促进联络，逐步恢复关系。为此，宋庆龄请董健吾去共产党中央联系，她交给董一份重要文件，董化名周继吾（王牧师之称），行资百元，以南京政府财政部委员名义作为通行证。宋庆龄再三嘱咐，此行将“益国非浅”。

董健吾到达西安，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包围封锁，无法入内，经张学良的帮助，乘飞机到延安，再由骑兵护送到瓦窑堡，与他同行的还有负有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他们被中共中央林伯渠、秦邦宪等接见。

3月4日，毛泽东提出和国民党谈判5条原则：（1）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侵略；（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董健吾带此密件回上海交给宋庆龄，又由宋庆龄交给国民党中央。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宋子文称：“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之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联合抗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赞誉宋庆龄的高尚行动。称之为“我们无限的敬爱”，在“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起了重要作用，并寄希望于宋庆龄“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之活动”。

正由于宋庆龄的牵线，中国共产党更积极主动地对国民党有关方面工作，以推动当局转变政策，及早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共赴国难。

团结御侮是历史的必然

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发生后，蓝衣社给宋庆龄寄去了恐吓信，信里附有两颗子弹，其意：蒋介石被扣西安，万一有生命危险，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宋庆龄面对威胁，从容不迫地说“不怕他们”。她深谋远虑，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为实现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毅然提出释放蒋介石。她分析形势：若以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图谋蒋介石，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本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宋庆龄对胡子婴说：“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邀何香凝同行。何香凝虽病初愈，同意西行，后因不能解决飞机而作罢。

宋庆龄不计恩怨，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宋美龄深受感动。对于宋庆龄在促进国共两党合作中的作用，可从周恩来与宋子文在西安事变中的谈判，便知一斑。周恩来提出“推宋庆龄、林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宋子文提出以此作为过渡政府，3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在谈到“释放政治犯”之事，宋子文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宋庆龄）商办法”。宋子文强调与宋庆龄商办，确定他已认识宋庆龄是深明大义，办事公道可信赖者。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宋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联合提案《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以“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为题发表了演说，她强调国共“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批评当今政府中仍有个别人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她生动比喻地说，难道“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内战必须不再发生”“和平统一必须实现”。会上，由于多方努力，据理力争，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步实现。

七七事变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接待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中共代表，表示坚决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御侮主张，并赞扬中国共产党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壮举。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实现的第二天，即9月24日，宋庆龄发表《国共合作之感言》一文，她表示“异常兴奋，异常感动”，她说：“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这是她为实现中山先生遗嘱长期奋斗的希望，是为对日抗战，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而感动。她要求国共两党“一切过去的恩怨，往日的牙眼，自然都应该一笔勾销，大家都一心一意，为争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共同努力”，“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她告诫国民党，应该谨记着，“要是不顾先总理遗教，抛弃了工农大众利益，将成为民族罪人，等于国民党的自杀”，一定要记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宋庆龄满腔热忱地祝贺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抗日御敌胜利的前途必将到来。

宋庆龄在短短的两年中，对抗日战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以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广泛的影响，参与国内外重大社会活动，积极努力地朝着一个目标——忠实地实现孙中山遗嘱。她的作为获得全世界人民极大的尊敬。她似一头“雄狮”，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国际的反战斗争中屹立着，怒吼着，奋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