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为什么不怕“鬼”？

                         陈 晋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曾指示已故文学家何其芳先生编撰小册子《不怕鬼的故事》，曾是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毛泽东为什么给以这样的注重?在这本书的背后，透出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思想心态，以及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还有那悠长的文化积淀。

一、说“鬼”

曾有些外国学者指出：“鲁迅无疑背负着某些鬼魂，……甚至隐藏着一种秘密的爱恋，他对目连戏鬼魂形象的态度就是一种偏爱。很少有作家能以这样大的热忱讨论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的确，鲁迅爱说鬼，考证“无常”，为“鬼话”《何典》作序。

毛泽东也有同好。他爱谈《聊斋》里的鬼，对其中《席方平》里的一个细节特别欣赏，认为作者蒲松龄在书里是借鬼狐说教。晚年，他又把自己比作别人打鬼借助的钟馗。说起这些“毛骨悚然”的主题，他始终是津津乐道。

我们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鲁迅，都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他们绝不可能相信世界上真有什么鬼神，鲁迅曾有“踢鬼”的经历，毛泽东从小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邪的劲头，晚年更有“打鬼”的号召。他们为什么会热衷于谈论子虚乌有，且有封建迷信之嫌的“鬼”呢?

鬼和鬼的有关传说、故事、禁忌、仪式是中国民间风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中缺了鬼，可以说就不成其为民俗。农村的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接受“鬼教育”，或者说受鬼文化的熏陶，尽管被吓得战战兢兢，但很少有哪个乡下孩子不爱听鬼故事的。

民俗中的“鬼”，一般说来有两种表征，即“爱”与“畏”，所谓“人心有所爱，则为祖考眷属之鬼神，人心有所畏，则为妖异厉恶之鬼神。”为前者，则鬼可亲，可近，可谑戏捉弄，但鬼又是可怕的，或者说，主要是可怕的，因为鬼与死亡相联系，牛头马面，狼牙锯齿。人在描绘鬼时极尽其对可怕恐惧事物的想象。鬼能祟人、祸人，引人上吊跳河寻替代。鬼狰狞恶厉，阴森森，冷冰冰，地狱里有刀山火海加油锅。活着的人纵使对自己死去的亲人（家鬼），也是敬畏多于爱怜，家人生了病，首先会怀疑是哪个在阴间的亲属来要钱。

每个乡下孩子，都会受这种鬼文化的熏染，在潜意识深处打上深深的印迹。凡成人后敢于不避忌讳，慨然谈鬼、嘲鬼、戏鬼者，大都是小时候不信邪的“野孩子”。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一个“野孩子”。在他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后，意识中的神鬼信仰是去掉了，但鬼神本身却化为一种文化符号，积淀在他心理结构中。正如鬼在民俗文化中具有二重性一样，毛泽东在使用“鬼”这个符号时，也具有双重性。

在通常情况下，鬼是狞厉、邪恶的象征。青年毛泽东在办《湘江评论》的时候，曾大声疾呼：“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40多年后，毛泽东再一次喊出：“不怕鬼，不怕魅，……奇儿女，如松柏。”（《八连颂》）这里，“鬼”、死人象征一种需要反抗的压迫力量。

有时，在毛泽东那里，“鬼”似乎又变成了被压迫者，可亲近。比如他说《聊斋》中奉冥王命令要把席方平锯成两半的鬼，就富有同情心，敢于不从邪恶的冥王，故意锯偏，以完整地保存席方平那颗不屈抗争的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号召群众造反，也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应该说，毛泽东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谈鬼，都是借鬼说人。但谈人非要借鬼，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世上可谈的话题很多，干嘛非要说“鬼”，而且还要堂而皇之地把鬼故事编出来，印给大家看。作为党的领袖竟一点也不在乎“迷信”的嫌疑，这说明，鬼文化在毛泽东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有意无意之间，这些童年的阴影就会滚露出来。解放后毛泽东对“阶级敌人”贬义词用得比较多的就是“牛鬼蛇神”，牛鬼者，民间最恐怖的勾魂使者“牛头马面”是也。借鬼讲哲学，恐怕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中也不多见，也只有毛泽东这样出身中国农家的思想家才会如此。

鲁迅谈鬼，热衷的是鬼里的谐趣；毛泽东谈鬼，则要挖掘“鬼话”里的人生哲理，竭力让人“不怕鬼”。

毛泽东一生遭遇各种风浪，似乎就是一场不歇的捉鬼、打鬼的战斗。

早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就把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和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所构成的“神权”，作为束缚人们的思想行为的封建绳索之一，认为是农民革命运动必须冲决的罗网。所谓神权，就是鬼神崇拜，一是超现实的幻想世界奴役着现实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在自己幻想出来的神鬼力量面前感到无比自卑，陷入异化状态。于是，他串入乡间，抽着烟同农民聊天，向他们灌输这样的信念：“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这是破坏旧世界的打鬼倡导。建设新世界似乎也需要时时扫荡挡在路上的妖魔鬼怪。1955年，他是这样来嘲弄那些怀疑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人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犹如“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

毛泽东似乎有理由蔑视鬼。1957年初，他大力倡导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并未想通，譬如，认为戏台上就不应出现鬼戏。毛泽东则不然，这期间，“牛鬼蛇神”成了他的口头禅。我们且按日程罗列一下。

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宣布：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

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人物座谈时，有人请他讲讲继承遗产的问题，并说有人传达，说毛主席曾讲过在剧目中演出些有牛鬼蛇神的戏不要紧，不致影响农业合作社减产，因此大家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毛泽东在回答中先后讲道：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过去的办法是压，现在出来则害怕了。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目里有也不稀奇。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拿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又拿不出来，还是让它演吧!否则，等于是不让他们演戏。戏是看，鬼不一定信。老百姓天旱信龙王，风调雨顺，他又不信了，雨多了他更不信。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能力。不要怕，如果每个舞台都是牛鬼蛇神，人民不反对?！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他又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3月18日，在济南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牛鬼蛇神跑到戏台上来了。这些东西慢慢会淘汰的，现在让它演一演也可以。戏台上出现各种不正常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就少了，它那个东西就不演了。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用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3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说：上海唱的《狸猫换太子》，许多妖魔鬼怪都上来了。妖魔鬼怪，很多人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戏，为人在世不可不看，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搞一点见见世面。让它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不必因为那些东西我们去着急。何必那么急?写了几篇小说，几篇诗歌，演了《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让他们经过社会评论，逐步使那些作品、那些戏曲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说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一下，让社会大家公评，真理就会慢慢上升，逐步改造。过去我们用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搬上来了，可见禁止是不灵的，硬禁是不灵的。

4月1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说：谁说要牛鬼蛇神?谁说要《火烧红莲寺》?看问题要有一个过程。问题是群众要看。普陀山仍在拜佛，基督教、天主教仍在信，我们也有迷信，脑子里有个框框，即是信佛教信回教可以，但戏台上不可以，总认为搞不得，这不也是迷信吗?为什么那么些人信教拜佛都可以，就不可以在演戏当中也拜一下、迷信一下呢?他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它唱对台戏嘛!应该让群众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提高了，迷信就要逐步减少了。

几次讲话，中心意思大体一致。“牛鬼蛇神”这一概念，虽然有时是泛指旧剧目，但总是同人们迷信的那个鬼，乃至同现实社会中的坏势力联系起来的。毛泽东坚信，让牛鬼蛇神跑出来让人们看看，也成不了气候。反而会让人们擦亮眼睛，主动地去驱逐追打。

不过，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谈鬼，并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则有特殊的背景和具体的所指。

二、写“鬼”

1959年春，由于在西藏平叛，西方舆论大肆攻击。冰雪覆盖的北欧小国挪威，在报刊上两次登出攻击毛泽东的文章，并载有毛泽东的漫画，还在他的脸上打大白×，说毛泽东是比希特勒还希特勒的独裁者，人们可以骂神，为什么不能骂毛泽东呢?难道毛泽东比神还厉害吗?如果中国对此如何如何不服，西方就会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泽东的独裁云云。

4月27日，中国驻挪威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向挪威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有关材料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推荐给中央其他领导人及负责新闻工作的同志阅读，还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这是个好题目，不应放过。”

又说：“挪威的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在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

反观国内，1959年，毛泽东继续沿着纠“左”的思路做工作，但同时又担心由此从根本上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似乎要进行两面作战。

不管怎样，鼓励志气，增强信心，是需要的。特别是在应付国际压力这条战线上。

这年4月15日，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这个国家最高级的讲坛上，通报当前的形势和党的大政方针。他说：从去年8月起，出了两件事，都跟我们有关。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西藏问题。接着回忆起1958年炮击金门，打死打伤对方高级将领的事。这自然是令人快慰的，说明我们有力量，不怕打。更重要的是，这是“我们祖国的土地”，我们有理由捍卫，别人（美国）管不着。所以，“我看要奋斗下去，什么威胁我们都不怕”。

说到这里，毛泽东来了灵感，古代小说里不怕鬼的故事，成为他的语言素材：

  《聊斋志异》里有个狂生，晚上坐着读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一个舌头出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起笔把自己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现在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一番话，说得人们哄堂大笑。据讲话现场记录，有六处注明：“笑声”。

这是毛泽东在郑重的会议上，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

这里说的是《聊斋志异》里一篇叫《青风》中的片断。讲有一个叫耿去病的书生，借住在朋友家里时，听说有一间屋子时常有鬼出没，他不怕，偏要去住。于是，“生乃自住，读于楼下。夜方凭几，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惭而去。”毛泽东讲起来，就生动多了。

一切敌人、对手和困难，都属于“鬼”，只有不怕它，才能战胜它、克服它。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不少场合反复讲不怕鬼的故事，旨在鼓舞人们的志气。

1959年5月6日，中南海紫光阁。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这里会见11个兄弟国家的访华代表团，以及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这是个高规格的会见。3月份刚发生了西藏分裂分子的武装叛乱，中印关系也陡然紧张，这是兄弟国家所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陈毅也是要借此机会向国际上表明中国的态度。在会见中，周恩来、陈毅向外宾详细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介绍了武装叛乱的经过，介绍了中国的立场。在介绍得差不多的时候，毛泽东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但他还是不失时机对中国的态度及中印关系做了总结，他的话别具一格：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特别说道：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接着又讲了《聊斋志异》里耿去病夜读，涂面伸舌与鬼相视的故事。

毛泽东对自己提出的不怕鬼的话题，似乎特别感兴趣。四天后，5月10日晚上，他和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及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又专门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代表团。自然又谈到西藏问题，以及中印关系。毛泽东说得很轻松，他认为发生这些事，都是很自然的。有好处，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想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说：“所以我们应该欢迎并迎接这种挑战，不要花多少力量就可以还击，不要用十个指头，用几个指头就行了。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

不等对方回答，毛泽东偏头问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的故事，大使听见了吧?”

这位大使说：“我和我们的访华代表团在中国过完‘五一’节后，到蒙古、朝鲜去了，这才回来不久，所以没听见。”

毛泽东接着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以前还有袁世凯、满清皇帝等鬼。”

言下之意，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任何鬼都是可战胜的。

5月13日，外交部办公厅把毛、周、陈5月6日的谈话整理打印了出来，分送有关中央领导。毛泽东把自己的那一份批给江青看，特别要她注意第13页，第13页上正是毛泽东讲不怕鬼，并说要把中国小说和故事里不怕鬼的内容，编成一本小册子的那段话。

这说明，在1959年四五月份，毛泽东就在考虑并提议编选《不怕鬼的故事》了。

他说到做到。指示当时的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让他落实这项工作。这位领导把编选该书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并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到这年夏天，《不怕鬼的故事》便基本编成了。

该书主要选自晋人作的《列异传》，晋朝裴启的《语林》，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唐朝戴孚的《广异记》、牛僧儒的《玄怪录》、裴铏的《传奇》、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宋朝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张师正的《括异志》、郭彖的《暌车续志》、上官融的《友会丛谈》、洪迈的《夷坚志》，明朝郎瑛的《七修类稿》、钱希言的《狯园》、朱国祯的《涌幢小品》、浮白斋主人的《雅谑》、王同轨的《耳谈》，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钱泳的《履园丛话》、黄钧宰的《金壶七墨》、程麟的《此中人语》，等等。所选篇目，短则几十字，多也不过千字，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各种各样的人不怕鬼并且有智有勇战胜鬼的故事。例如，选自《夷坚志》的《漳州一士人》，里面的那个人物什么怪异都不怕，他说：“天下无可畏之事，人自怯耳。”选自《阅微草堂笔记》的《鬼避姜三莽》，说一个叫姜三莽的人听别人讲到一个捉鬼的故事，就天天晚上潜行在坟墓间，像猎人等待孤兔一样，准备捉鬼；然而却一直没有碰到鬼。这个故事的作者评论道：“三莽确信鬼可缚，意中已视鬼蔑如矣，其气焰足以慑鬼，故鬼反避之。”选自《子不语》中的《陈鹏年吹气退缢鬼》，写一缢鬼“耸立张口吹陈，冷风一阵，如冰。毛发噤，灯荧荧青色将灭。”陈鹏年这时想：“鬼尚有气，我独无气乎?”于是他鼓气吹鬼，鬼最后被吹得如轻烟散尽。选自《金壶七墨》的《陈在衡》，里面的一个鬼作了这样的一个表白：“鬼实畏人。”这很像这些故事的总结。至于前面引述的狂生耿去病夜坐顶鬼一篇，更是表现了人依靠自己的勇气或智慧战胜鬼。

何其芳把这个基本编成的小册子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是看了的。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选了其中的一部分故事，印发与会者。

不久，庐山会议上出现意外变故，《不怕鬼的故事》的编选定稿工作暂时中断了。

三、 打“鬼”

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鬼”或“半人半鬼”，已不单单是参加反华大合唱的国际上的帝、修、反了。由此，他指示何其芳将这年春天既已编好的《不怕鬼的故事》初稿，加以精选充实。遂成70篇，共六万多字。因是文言，每篇又相应做了不少注解。

全书定稿后，何其芳请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个序言，以说明在这个时候编选出版这本书的用意，引导读者结合现实更好地阅读。毛泽东指示，先让何其芳起草一个，再给他看。这样，何其芳几易其稿，写了一篇近一万字的序言。

其中说道：从前，许多人相信有鬼，而且怕鬼。这是无足奇怪的。“今天看来，值得我们惊异的，倒不是在于当时有鬼论者之多，而在于当时有鬼论者占优势的时候，还是有主张无鬼论的少数派。”此外，过去的笔记小说的作者，很多都是喜欢谈鬼的。“他们之中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有鬼，却对这种大家以为可怕的鬼表示不敬，认为没有什么可怕，并且描写了一些敢于骂鬼、驱鬼、打鬼、捉鬼的人物。这类故事是很有意义的。它们机智地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序言又说：“我们编这个小册子，目的不在于借这些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主要是想把这些故事当作寓言、当作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如果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那么人们对于并不存在的鬼神也会害怕。如果觉悟提高，迷信破除，思想解放，那么不但鬼神不可怕，而且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都是不可怕的，都是可以战胜的，都是可以克服的。”此外，序言还认为，“世界上又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大到帝、修、反，严重的天灾，小到一般工作中的困难、挫折等等，“都可以说是类似鬼的东西”。因此，“彻底扫除这种落后的‘怕鬼’思想，对于每个革命者来说，是严重的斗争任务。”

正像编选这本书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一样，这篇序言无疑是很像样的不必借桑就可骂槐的政论文章。

何其芳把这篇序言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点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他。

何其芳到的时候，已有两位同志在那里，同毛泽东谈农村政策问题。说到《不怕鬼的故事》的序言，毛泽东说：你的问题我现在才回答你。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的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你们编的书上，就有这样的例子。《宋定伯捉鬼》，鬼背他过河，发现他身体重。他就欺骗它，说他是新鬼。“新鬼大，旧鬼小”，所以他重嘛。他后来又从鬼那里知道鬼怕什么东西，就用那个东西治它，就把鬼治住了。

接着，毛泽东又举《聊斋志异》里一篇《妖术》为例，说：如果那个于公战术上不重视，就可能被妖术谋害死了。《妖术》写一个叫于公的人，不信街上算卦人说他三天就要死的预言，但他回家后也不是毫无警惕。第三天晚上，他关门点灯，带剑坐着等待动静。那个会妖术的算卦人果然派了一个“小人”来害他，于公挥剑砍断了它的腰，原来是个纸人。接着又来一个狰狞的怪物，他用剑砍断了它，原来是个土偶。后来又来一个屋檐高的巨鬼，它一推窗户，墙壁便震动欲塌，于公就开门出去和它搏斗，并打败了它，原来是个木偶。如果这个于公不是既对妖术和鬼怪无所畏惧，同时又充分加以警惕，而且有武术和武器的准备，他或许是会被算卦人施妖术派来的“鬼”谋害的。

说完，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

最后，毛泽东又向何其芳等人谈到他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据何其芳回忆，这两首诗当时没有公开过，他是后来读到的。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

从至今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来看，具有“反修”主题的作品，是从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开始的，以后有《卜算子·咏梅》（1961年12月）、《七律·冬云》（1962年12月26日）、《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等。很明显，这些作品都写于1961年1月同何其芳谈话之后，所以他不可能当时就看到。从“近体诗”的概念上讲，是指律诗、绝句，不是词。何其芳说他后来看到的，肯定也不是后来公开的这些作品。

毛泽东是诗人，也是政治家。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四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

反苏忆昔闹群蛀，今日重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作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作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

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一个具体的鬼，对于每一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作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的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

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高兴地说：我也六十多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

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这样一段话：

  这本书从一九五九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一九六○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还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从这段增写的话里，体会到毛泽东当时的心情，还是比较乐观的，尽管也说到“世界上的妖魔鬼怪还多得很”，“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

毛泽东感到乐观，有两个特殊背景。

一个是1960年11月上旬至12月1日，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参加。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被毛泽东称为“不怕鬼的声明”。《声明》论述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新的发展阶段、战争与和平、民族解放革命、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国际共运等问题。其中又一次“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会议的召开和《声明》的一致通过，使自1959年10月起激化了11个月的中苏两党矛盾缓和了下来，出现了改善的转机。会议结束之日起，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应邀访问苏联，苏方安排了不少隆重、热情的访问活动。刘少奇同赫鲁晓夫话别时，都表示愿意采取实际措施来改善关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等接受了刘少奇的访华邀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还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在1961年8月以前以借用方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缓解中国的经济困难。这一切，使毛泽东觉得让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一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但是，《声明》这个重要文件，毕竟是矛盾双方相互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作一定妥协的产物，事后仍然可以自作解释而强调某一侧面。不久，随着1961年10月苏共22大的召开，中苏两党矛盾重新加剧，进一步牵动国际共运的分裂。中苏两党走上了相互指责对方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纷争之路。

于是，毛泽东在1961年11月17日写的《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诗里，不无所指的告诉人们：“一从大地起风雷……只缘妖雾又重来。”

使毛泽东当时感到有些乐观的另一件事，就是他在《不怕鬼的故事》序言里增写的话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这个会议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重要的成果是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特别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大概就是他在增写的话中所说的“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打鬼”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

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毛泽东还有两处重要修改。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到对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实际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难道它们有气，我们反而没有气吗?难道按照实际情况，不是它们怕我们，反而应该是我们怕它们吗?”毛泽东写道：“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是在序言稿子谈道：一切革命工作中的困难和挫折，“都是可以克服，可以扭转的”，毛泽东加写道：“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变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

1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见何其芳。见面后，他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他把上面那段话念给何其芳和在座的其他人听，像是征求意见，然后又传给大家看。大家传阅后，毛泽东又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就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然后让何其芳再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问题，并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何其芳临走时，毛泽东又嘱咐把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后，再给他看看。

当天回去后，何其芳连夜根据毛泽东对序言的修改誊清并嘱人打印出来，也作了些文字改动。1月24日一早，他让通讯员把稿子送到中南海转交毛泽东，并附上一信：“主席：《不怕鬼的故事》序根据你修改的稿子誊清打印出来了。只有一二处……作了一点文字上的变动，对‘半人半鬼’的人也提到几句，不知合适否?送上请您再审阅。1月24日晨”。信中说的对“半人半鬼”的人所“提到的几句”在发表稿里，是这样几句：“还有一种‘半人半鬼’的人，他们不是被改造为完全的人，就会走到成为完全的‘鬼’。当着他们还是‘半人半鬼’的时候，他们的反动的一面也会同其他‘鬼类’一样总要为祟，总要捣乱。”

1月24日当天，毛泽东便审完了这份稿子，退给了何其芳，并附上一信：

何其芳同志：

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从这封信可看出，毛泽东是多么重视《不怕鬼的故事》及其序言的宣传教育作用。信中提到的“一点修改”，是指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8页第1、第2行的一段原文：“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这恰是毛泽东上一次修改加写的话，这次他又划去，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经过这样一个周密的过程，《不怕鬼的故事》终于在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可以说，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从编选到写序、到出版，毛泽东不仅是以读者的身份介入，而且实实在在地是以“作者”的身份出现的，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中可概括出这样几点：（一）怕“鬼”没用，越怕，“鬼”越多。（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教育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

指导编选《不怕鬼的故事》，毛泽东花了不少精力，因此他对这本书印象很深，评价很高，后来曾多次谈到这本书，并多次向外宾推荐。

例如，1962年1月3日会见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理事长安井郁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起：“日本人民大胆起来了，不怕鬼了，就是说，不怕美帝国主义这个鬼了，不怕岸信介（1960年6月下台的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不怕池田（即池田勇人，时任日本首相——引注）这个鬼了，日本人民的斗争信心加强了。我们出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说着面向陪同的廖承志，吩咐道：“有没有日文的?送他们每人一本。”

几天后，1月14日会见一个兄弟国家政府访华代表团时，他说：有斗争，斗争是有困难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天是塌不下来的。过去河南有个小国叫杞国，那里的人怕天塌下来，杞人忧天，不该怕的他也怕。我们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怕鬼的故事》，有英文版和法文版，你们看过吗?如找到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可以送给你们。这是第一本这样的故事书，很有意思，那里面说帝国主义是大鬼，×××是半人半鬼，××是个鬼，别的鬼还没有谈到，那是1959年春天编的嘛!

毛泽东对自己的打鬼比喻，很为欣赏，认为这是关系到革命事业未来的大事，免不了挂在嘴边。1961年12月5日接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郑重提出：世界上的鬼，有三种……不破除对这三个鬼的迷信，革命就没有希望。

编选古代鬼怪故事，竟如此奇妙而恰当地同现实斗争融合一体，这种充满“幻想同一性”的政治艺术，在其他政治家、革命家身上恐怕是相当罕见的，然而对于具有博大的诗人情怀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毛泽东来说，却是那样的合乎情理。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迸发和高扬人定胜鬼的精神，正是他那有着超凡魅力的自信和意志所在。

但是，当我们的评价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精神价值走向历史分析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对国际国内矛盾在判断上的某些失误，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成是阶级斗争，这就使毛泽东的不怕鬼进而打鬼的比托，并不完全妥当，特别是把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不同看法的同志纳入“鬼”的范围，更是明显的判断错误。打鬼思路的进一步发展，在现实生活中便转化成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本文摘自《毛泽东之魂》 陈晋 东方出版社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