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11年2月23日，山西副省长刘维佳在运城市市长王安庞、市委常委、秘书长董一兵和永济市市委书记冯方汇、市长陈杰等领导的陪同下，对永济市小麦春浇工作、项目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信访稳定工作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

　　编者按：“十二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工作难度不小，挑战空前。《人民日报》摘登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同志的“下乡住村笔记”，通过他笔下一个个鲜活事例，我们更加真切感受到当前“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缓慢”的现状，更加深刻认识到“强农惠农政策不能变，力度不能减”的重要意义。

　　接地气才能有底气，面对千头万绪的农村工作，只有沉下心来，深入一线，才能了解农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掌握当前农村工作的实情，把握 “三农”工作的主动权。化解农业农村发展的难题，应多一些这样脚踏实地的调研。

沁县温庄下乡住村笔记

山西省副省长　刘维佳

　　这些年我经常下乡，有时起早贪黑一天跑五六个县，但往往是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了解实情不多，研究难题不透。最近省委对干部下乡住村作出了具体安排，这才使我弥补了以往农村调研的缺憾。

　　2011年4月26日，晴转多云，西北风三四级转五六级，一大早我就赶赴山西沁县的温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

　　上午9点刚过，我们来到了册村镇温庄村。这是长治市沁县东南部的一个贫困小山村，村民的房子依地势而建，全村70多户200多口人，主要种植玉米和谷子，去年人均收入1700多元，在册村镇属收入偏下，但也不是最穷的村。

　　进村后我没有先找住处，第一件事就是向村支书老霍提出，“现在正忙着春耕，吃住的事情不急，先给我安排点农活干吧。”村支书老霍60来岁，朴实厚道，不想让我去，“那里看着近，可走起来很远，要绕过沟底才能到对面山上。”我坚持要去，“没关系，我不怕走路，今晚就住在你村了，时间肯定够用。”

　　真的是绕了挺远的路，我们才走到用牲畜种地的地头。一位60多岁的老汉赶着一头“西门达尔”品种的牛，两位老大娘跟在犁的后面种玉米，两亩多的地块已种过半。这样一幅老者“农耕图”，使人心我上去和老汉搭话，他和我打着手势。点种的老大娘解释说，“他的耳朵聋，20多岁就听不见声音了”。牛犁停了下来，老霍上前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三位老人挺高兴。和我说话的老大娘今年68岁，和善而热情，我们边说话边跟着牛犁种起了玉米。和我同去的省扶贫办主任刘昆明在前点玉米种子，我提着一只筐在后施化肥，干了一会就满头冒汗。我把外衣脱下，扔在了地头的草丛中，老大娘马上拾起衣服抱在怀里。这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动。

　　“西门达尔”牛吃力地拉着犁，但很听使唤。老大娘告诉我，“这头牛再过10来天就要下牛犊了，不能让牛犁走得太快，怕累坏了它。”

　　我不由地问，“为什么不用农机种地呢？”另外一位老大娘接过话，“今年农机种地的价格每亩又涨了10块钱，柴油、种子、化肥的价格都涨了不少，玉米涨价还没有农资涨价高，用牛种地也是为了少花点钱。”

　　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

　　种地时节，村里的午饭要到中午1点多才吃，上午可利用的时间比较长。我想知道农户的存粮有多少，就走进了村支书家的仓房。两袋面粉是从集市上买的，我还发现十几根崭新的喷灌水管放在墙角，得知前年温庄新上一个谷子喷灌项目。顺藤摸瓜，我来到村北头，喷灌面积有100余亩，地里的喷灌管整齐完好，但看不出用过的痕迹。我询问，“天这么旱为啥不喷灌？”老霍环顾左右，“电表坏了”。后来，村里的大学生村官告诉我，这个“百亩喷灌”项目建成后一直未用，可能是机井和管线连接有问题。

　　站在机井盖上，我看到东面七八公里处有一座水库，蓄的水还不少。“那是‘千女水库’，1958年上千名妇女修建的，早些年渠道就坏了，有水也用不上啊！”老霍望水兴叹的心情溢于言表　“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如此尴尬的境地，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盲点，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

　　沁县虽然是全省少有的富水县，但工程型缺水和水利工程利用不好的问题同时存在，这是个共性问题。落实中央一号文件，不仅要增加投入建设工程，而且还要健全和完善管理体制及机制。

　　从地里回来已中午1点多，支书的老伴在灶屋煮好了面条。上午干农活，山路也走得多，加上没有菜，我吃了两碗面还觉得不饱，又连吃两个土鸡蛋。没有人陪餐，也没有客套，午饭只用了10多分钟。相比之下，在一些公务活动场合，吃饭成了浪费时间和金钱的负担。其实这种负担“两头都难受”，改变公务接待的办法可以很简单，就是一不要人陪，二要自己掏钱。做到这两条，“吃喝顽症”就能迎刃而解。

　　饭后，我来到副支书的家。副支书当过兵，厚道真诚又不失精明，普通话说得也不错。他从屋里找出几本材料，有支部生活会记录簿、党员办好事登记簿，还有红白理事会活动记录簿。

　　我对这些原汁原味的“乡土文本”很感兴趣。翻到村支部最近一次民主生活会的记录，2010年12月15日，内容是对支书、副支书等3位村干部进行无记名投票评议，3位均得15张“工作成绩肯定票”。可见温庄党支部是得到党员信任的。

　　我又往前多翻了几页，2010年1月9日，温庄支部生活会的内容是批评 与自我批评，记录了一位叫郭晋宏的党员发言，“我今年经常在外打工，很少参加组织生活，更谈不上起带头作用或帮助群众，希望大家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给予帮助。”接下来还记录了一位叫霍守英的党员发言，“我作为一名女党员，也很少参加生活和组织会，只认为搞好自己的家庭就行了，对村里的事不闻不问，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无需多说，两位党员直白的话，客观反映了一些地随后，又到了村会计家，因为老霍刚才说村里其他档案资料由会计保管。

　　会计家里有5口人，3个女孩，大女儿是妻子改嫁带过来的。两间石头砌成的窑洞是曾祖父在民国初年建的，他弟弟在外面打工，耕地留给了会计种。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去打工？”会计无奈地说，“大女儿上小学二年级，二女儿上学前班，村里没有学校，到外村上学得有大人来回接送，最小的女儿刚出生，离不开人。”

　　他家种9亩地，玉米亩产500多斤，谷子亩产300来斤，还有5.3亩退耕还林地，加上当会计的工资，全家人均年收入也就是1000来块钱。愁眉苦脸的会计才36岁，头发花白驼着背，可见生活压力确实不轻。

　　饭后，在会计家里，我见到了土地承包和户籍档案。全村1500亩耕地，地块非常小而且特别分散。一位叫李苏维的农户，家里28.89亩耕地，由13块组成，最大的一块5.62亩。会计说，“这些耕地都是自然地块，分地的时候亩数用步来丈量，好地240步一亩，坏地270步一亩”。

　　这些鲜活的情况提醒我，山区丘陵的农村需要小型农机具，土地规模经营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能一刀切。尤其是每亩地的实际面积并不一样，更使我体会到农村的数字概念有较大弹性，甚至可以由村里人约定俗成。

　　户籍档案因多年没人查看，许多页粘到了一起。我翻来翻去，看不出农村人口的流动，几十年没有变化。但具体一打听，有十余个农户已不在本村居住了，只是户籍档案未能及时准确反映。这种城乡分割的户籍瓶颈迟早要打破。

　　从会计家出来，我又顺路随机走访3户农民。其中一户老两口两个儿子，大儿子37岁了，前些年在煤矿打工肩部受伤，如今在家呆着，娶不上媳妇。小儿子最初在市里的饭店干活，老板说第一个月给160元，第二个月给600元，第三个月给1000元，最后还是没给发。小儿子一气之下去北京打工，但也赚不到什么钱，过年回村是空手进家门。现在老两口想给小儿子找个媳妇也找不到。

方农村党员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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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沉重，但这又的确是当今农村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