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来源:大爱网  时间:2011-6-7  浏览:1958

                                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任弼时同志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三怕,就是他的崇高品质的具体表现。凡是和弼时同志一起工作或一起生活的人,对于他的伟大人格,都有深刻的印象。

     在一些小的平凡的问题上,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伟大人物优良的本质。

        弼时同志在毕生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得了高血压症。但他继续坚持着繁重的工作。到了1949年4月,弼时同志的病势已经很重,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不得不休息。青年同志们都还记得,那年4月在北京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弼时同志抱病出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前半段是他自己讲的,后半段是由旁的同志代读的,他连作完一个长篇报告的气力都没有了。今年6月,弼时同志的病况刚刚好了一些,立刻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参加工作,每天工作四小时。参加工作后不久,弼时同志向医生要求,把工作时间增加到五小时。最近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扩大侵略战争,弼时同志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他的工作时间实际已超过八小时以上。对于一个重病未愈的人,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过去,弼时同志散步的时候,有说有笑,借以恢复疲劳。他既会工作,又会休息。现在弼时同志散步的时候,一声不响,慢慢踱来踱去,低着头想事情。深夜,他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聚精会神地批阅电报,研究文件,察看地图。有时候头痛得厉害了,被迫暂时停止一下,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稍好一点了,立刻又恢复工作。弼时同志由于过度疲劳,神经经常呈现一种亢奋状态,需要吃些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刚刚吃了安眠药,电话响了,他马上爬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是非参加不可的。10月19日,在他病势转危前的五六天,他还在和武安县委书记,区委及支部书记谈话……为了搜集党的组织工作的材料,弼时同志细心地向这几位同志调查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自己还作了详细的笔记。想不到五六天之后,弼时同志竟停止了呼吸,和我们永别了。

      弼时同志事无巨细,凡是自己经手的,一定要负责到底。在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的时候,弼时同志和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弼时同志兼任中央直属机关的司令员。当时昼夜行军,打仗,紧张而且艰苦。弼时同志的身体不好,但以惊人的精力,小心谨慎地照顾中央直属队。他抓住任何一点时间,召开检讨会,或者自己跑到兵舍里,马号里,检查行军备战情况。侦察员请来向导,弼时同志要亲自和他谈话,问他吃了饭没有,衣服穿得够不够,给向导解决一切困难,使他欢天喜地地自愿担任这个重要的工作。

      弼时同志特别注意调查研究,注意群众的疾苦、意见和要求。在陕北,他利用打猎的机会,跑到农民的山庄里,问农民收的粮食够吃不够吃,帮助他们研究生产门路。弼时同志利用行军打仗的机会,和驻地农民谈话,问他们土地改革做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纠正偏向,想出贯彻的办法。在北京,弼时同志利用警卫人员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调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荣起来。弼时同志到颐和园游览,看到该园管理处的负责同志,耐心地询问园内有多少工作人员,有多大开支,有什么困难。告诉他们养鱼、栽花、种果树,争取自力更生,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弼时同志了解的材料不是从一方面来的,而是从多方面来的,他不只注意正面的材料,同时也注意侧面、反面的材料,因此,他的材料常常是最全面的。他随时都在替群众想办法,群众都愿意把材料告诉他。他向群众请教,和干部商量,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经过千思万虑,然后作出结论。

       弼时同志的原则性,渗透在他的整个生活中。有一次,他住在陕北一个乡村里,让警卫同志给他装置一个打靶的靶子。弼时同志是很喜欢打靶的。警卫同志在老乡家里找到一张芦席,作成一个靶子。弼时同志问清楚芦席的来历,马上叫警卫同志送回去。他说:我们不能随便用老乡一点东西。弼时同志曾经住在北岳区一个乡村里,村外是稻田,田中小径纵横,有近路也有远路。弼时同志有一次出门,警卫同志建议他走近路,弼时同志问道:走近路会不会踏坏庄稼,老乡允许不允许?同志,要注意,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弼时同志在北京养病时,常到景山散步。他身体很坏,不能走远路,警卫同志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弼时同志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并且耐心地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制度。如果需要这样做,也得先和人家商量,得到人家允许。1949年,弼时同志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来看他,临走时,请弼时同志写封信给湖南省委,替她丈夫介绍一个工作。弼时同志想了一想,觉得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断然拒绝了他妹妹的要求。

       弼时同志的生活十分朴素。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对于同志们的事情,照顾得却是很周到的。他住的房子临着大街,车马喧闹,很不宜于休养。同志们替他选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进去。他说: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同志们又建议帮他买个合适一些的房子。他说:买房子要花钱,又要费手续,麻烦得很,还是住这个房子吧。一直到他逝世,房子始终没有调转来。公家发了东西,弼时同志总要问问照顾他的同志,是公家按制度发的,还是同志们特别要求的。如果是按制度发的,他就不说话了,如果是同志们特别要求的,他就要耐心地批评。他曾说:凡事不能超过制度,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弼时同志照顾得是无微不至。他经常询问警卫同志吃得怎样,伙食要管理得好一些,给他们想些改善生活的办法。他经常询问同志们的学习情况,指导学习办法送给他们书,并在上面题了勉励学习的字句。许多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说:弼时同志相貌威武,好像是个非常严峻的人。但是,相处几天以后,这种印象就完全变了。他和蔼可亲,愿意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就和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注:文中所记材料,是伍全奎、郭仁两同志供给的。伍全奎同志是弼时同志的行政秘书,郭仁同志是弼时同志的卫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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