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同志二三事

      任弼时同志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三怕，就是他的崇高品质的具体表现。凡是和弼时同志一起工作或一起生活的人，对于他的伟大人格，都有深刻的印象。

     在一些小的平凡的问题上，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伟大人物优良的本质。

        弼时同志在毕生紧张的革命工作中，得了高血压症。但他继续坚持着繁重的工作。到了1949年4月，弼时同志的病势已经很重，实在支持不住了，才不得不休息。青年同志们都还记得，那年4月在北京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弼时同志抱病出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前半段是他自己讲的，后半段是由旁的同志代读的，他连作完一个长篇报告的气力都没有了。今年6月，弼时同志的病况刚刚好了一些，立刻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参加工作，每天工作四小时。参加工作后不久，弼时同志向医生要求，把工作时间增加到五小时。最近由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扩大侵略战争，弼时同志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他的工作时间实际已超过八小时以上。对于一个重病未愈的人，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过去，弼时同志散步的时候，有说有笑，借以恢复疲劳。他既会工作，又会休息。现在弼时同志散步的时候，一声不响，慢慢踱来踱去，低着头想事情。深夜，他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聚精会神地批阅电报，研究文件，察看地图。有时候头痛得厉害了，被迫暂时停止一下，叫女儿轻轻地捶一捶，稍好一点了，立刻又恢复工作。弼时同志由于过度疲劳，神经经常呈现一种亢奋状态，需要吃些安眠药才能休息。有时刚刚吃了安眠药，电话响了，他马上爬起来，问是不是通知开会，如果是开会，他是非参加不可的。10月19日，在他病势转危前的五六天，他还在和武安县委书记，区委及支部书记谈话……为了搜集党的组织工作的材料，弼时同志细心地向这几位同志调查研究，征求他们的意见，自己还作了详细的笔记。想不到五六天之后，弼时同志竟停止了呼吸，和我们永别了。

      弼时同志事无巨细，凡是自己经手的，一定要负责到底。在胡宗南匪帮进攻延安的时候，弼时同志和毛主席一起，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弼时同志兼任中央直属机关的司令员。当时昼夜行军，打仗，紧张而且艰苦。弼时同志的身体不好，但以惊人的精力，小心谨慎地照顾中央直属队。他抓住任何一点时间，召开检讨会，或者自己跑到兵舍里，马号里，检查行军备战情况。侦察员请来向导，弼时同志要亲自和他谈话，问他吃了饭没有，衣服穿得够不够，给向导解决一切困难，使他欢天喜地地自愿担任这个重要的工作。

      弼时同志特别注意调查研究，注意群众的疾苦、意见和要求。在陕北，他利用打猎的机会，跑到农民的山庄里，问农民收的粮食够吃不够吃，帮助他们研究生产门路。弼时同志利用行军打仗的机会，和驻地农民谈话，问他们土地改革做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纠正偏向，想出贯彻的办法。在北京，弼时同志利用警卫人员到街上买东西的机会，调查商人的生意好不好，对政府有什么意见，研究如何才能把市面繁荣起来。弼时同志到颐和园游览，看到该园管理处的负责同志，耐心地询问园内有多少工作人员，有多大开支，有什么困难。告诉他们养鱼、栽花、种果树，争取自力更生，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弼时同志了解的材料不是从一方面来的，而是从多方面来的，他不只注意正面的材料，同时也注意侧面、反面的材料，因此，他的材料常常是最全面的。他随时都在替群众想办法，群众都愿意把材料告诉他。他向群众请教，和干部商量，每解决一个问题，都要经过千思万虑，然后作出结论。

       弼时同志的原则性，渗透在他的整个生活中。有一次，他住在陕北一个乡村里，让警卫同志给他装置一个打靶的靶子。弼时同志是很喜欢打靶的。警卫同志在老乡家里找到一张芦席，作成一个靶子。弼时同志问清楚芦席的来历，马上叫警卫同志送回去。他说：我们不能随便用老乡一点东西。弼时同志曾经住在北岳区一个乡村里，村外是稻田，田中小径纵横，有近路也有远路。弼时同志有一次出门，警卫同志建议他走近路，弼时同志问道：走近路会不会踏坏庄稼，老乡允许不允许？同志，要注意，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能损害群众利益。弼时同志在北京养病时，常到景山散步。他身体很坏，不能走远路，警卫同志建议从一个较近的小门进去。这个小门横着一条铁丝，挂着“游人止步”的牌子。弼时同志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并且耐心地说：这是园里的制度，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制度。如果需要这样做，也得先和人家商量，得到人家允许。1949年，弼时同志的妹妹从湖南到北京来看他，临走时，请弼时同志写封信给湖南省委，替她丈夫介绍一个工作。弼时同志想了一想，觉得这样做不合组织原则，断然拒绝了他妹妹的要求。

       弼时同志的生活十分朴素。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问题，但是，对于同志们的事情，照顾得却是很周到的。他住的房子临着大街，车马喧闹，很不宜于休养。同志们替他选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进去。他说：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同志们又建议帮他买个合适一些的房子。他说：买房子要花钱，又要费手续，麻烦得很，还是住这个房子吧。一直到他逝世，房子始终没有调转来。公家发了东西，弼时同志总要问问照顾他的同志，是公家按制度发的，还是同志们特别要求的。如果是按制度发的，他就不说话了，如果是同志们特别要求的，他就要耐心地批评。他曾说：凡事不能超过制度，我们一丝一毫不能特殊。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弼时同志照顾得是无微不至。他经常询问警卫同志吃得怎样，伙食要管理得好一些，给他们想些改善生活的办法。他经常询问同志们的学习情况，指导学习办法送给他们书，并在上面题了勉励学习的字句。许多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说：弼时同志相貌威武，好像是个非常严峻的人。但是，相处几天以后，这种印象就完全变了。他和蔼可亲，愿意帮助你解决一切问题，就和一个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注：文中所记材料，是伍全奎、郭仁两同志供给的。伍全奎同志是弼时同志的行政秘书，郭仁同志是弼时同志的卫士长。）